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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7年2月15日~9月24日(明治10年)
熊本、鹿兒島、宮崎、大分各縣(主要戰場為熊本、鹿兒島)
勢力
明治政府軍(官軍)
薩摩軍(西鄉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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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10年(1877年)2月,西鄉隆盛率領的薩摩士族約13,000人包圍熊本城以來,日本最後一場內戰「西南戰爭」持續了半年以上。這場被稱為「最後武士的叛亂」的戰役,是因廢刀令(明治9年)而被禁止佩刀的士族們激烈憤怒與自尊的爆發,也是日本刀劍文化作為武器角色告終的最後舞台。
明治政府廢除了江戶時代的武士制度,斷然推行了四民平等、徵兵制、廢刀令(1876年)一連串改革。廢刀令剝奪了武士(士族)的佩刀權,使數百年來被視為「武士之魂」而珍視的刀從街頭消失。
猛烈反彈的正是薩摩的士族們。西鄉隆盛因征韓論(1873年)與政府決裂,回到了故鄉鹿兒島。弟子們陸續聚集到私學校(西鄉所設立的軍事學校),叛亂的氣氛逐漸高漲。1877年1月,政府從鹿兒島的彈藥庫秘密搬出武器彈藥,對此反彈的私學校學生襲擊了彈藥庫,這成為直接導火線,同年2月,以西鄉為盟主的叛亂爆發。
西南戰爭常被象徵性地描述為「刀對銃」的戰爭。薩摩士族在廢刀令之後仍執著於刀,有一面傾向於以刀、槍而非近代步槍作為武器主力來作戰。另一方面,明治政府軍的主力是透過徵兵制召集的農民出身士兵,裝備著後膛式的史奈德步槍等西式兵器。
然而,實際的西南戰爭並非「只靠刀作戰」,薩摩軍也使用步槍,展開了正規的陣地戰與野戰。「刀對銃」的圖像,大多是明治以後講談(說書)與報紙所塑造的浪漫想像。即便如此,在熊本城攻圍戰、田原坂之戰(明治10年3月)等戰役中,夜間的白刃戰裡確實有使用刀、槍的紀錄。
從3月4日持續到3月20日的「田原坂之戰」,是西南戰爭最激烈的戰役之一。為了爭奪通往熊本城的補給路線,薩摩軍與政府軍正面衝突,在雨中展開了激烈的槍戰與白刃戰。
這場戰役中值得注意的是薩摩士族卓越的劍技。在夜間的近身戰中,薩摩示現流(示現流、野太刀自顯流)的劍士們衝向政府軍的槍兵,以刀展開白刃戰。政府軍則從警視隊中挑選精通劍術的警察,編成「拔刀隊」,以對抗薩軍的拔刀攻擊。
這種「以刀對抗刀」的矛盾局面,深深影響了近代日本的武士道觀念。銃與刀並存使用的田原坂之戰,在日本軍事史上被記為武士之刀最後閃耀的戰場。
7月以後,薩摩軍接連失去據點,不得不退回鹿兒島。9月1日,西鄉隆盛等約300名(包括軍夫等約400名)的殘黨突入鹿兒島,在城山(鹿兒島市)據守,政府軍將其包圍。
9月24日凌晨,政府軍發動總攻擊。傳說西鄉中彈負傷後,回頭看向別府晉介,說了「晉殿、晉殿,就到這裡就夠了」,然後由別府為他介錯(由他人代為斬首),以此方式自盡。享年51歲(滿49歲)。
西鄉的首級因擔心被敵人奪取而被掩埋藏匿,戰後才被找到並加以檢視。西鄉隆盛後世以「敬天愛人」的人物形象為人所愛戴,矗立在城山山腳的銅像至今仍是鹿兒島的象徵。
西南戰爭的結束(1877年9月),標誌著日本刀劍文化從「實戰武器」完全轉向「精神與文化遺產」的重要轉折。廢刀令(1876年)禁止了在公共場合佩刀,西南戰爭的失敗又否定了以武力進行的復古運動,此後刀劍便從武士的日常生活移入了博物館與收藏之中。
但同時,西南戰爭反而提高了人們對「武士道」「刀之精神」的文化關注。明治的知識分子在西鄉隆盛壯烈的最後時刻中,發現了「逐漸衰亡的武士之美學」,這成為孕育新渡戶稻造「武士道」(1900年)等武士道論述的文化土壤。
刀劍不再是戰場上的武器,而是被賦予「武士之魂」「日本文化象徵」,帶有更深層的精神意義。今日刀劍文化與刀劍鑑賞的豐富,正是建立在這一「從武器走向藝術與精神」的轉換之上。西南戰爭正是這一轉換的分水嶺。
1877年の西南戦争は廃刀令の翌年に起きた「最後の剣戟による大規模内戦」だ。薩摩士族の刀使用、政府軍への刀の急速な供給不足、そして戦後の刀剣需要の変化まで、刀剣史の観点から西南戦争を読み解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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