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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應4年1月3日~6日(1868年1月27日~30日)
山城國鳥羽、伏見(今京都府京都市伏見區、京都市南區)
勢力
新政府軍(薩長土)
舊幕府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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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應4年(1868年)1月3日,在京都南郊的鳥羽街道與伏見町響起的槍聲,將日本的歷史一分為二。以薩摩、長州為中心的新政府軍,與由德川慶喜率領的舊幕府軍發生衝突——鳥羽·伏見的戰役,是對持續二百六十餘年的江戶幕府給予致命一擊、並開啟明治維新這一新時代之門的「戊辰戰爭」的首戰。
這場戰役在日本刀的歷史上具有特別的意義,正是因為刀的時代與槍的時代在此處迎來了最終的分曉。幕府軍在人數上佔優,卻敗給了薩長軍所配備的最新式步槍與大砲。武士佩刀卻敗於近代火器之下,幕末這個時代的矛盾本身,便濃縮在這座戰場之中。
慶應3年(1867年)10月,德川慶喜奏請大政奉還。然而這並非倒幕派所意圖的權力完全移交,而是德川家試圖繼續保有政治影響力的算計。同年12月9日,以薩摩、長州為主導頒布了「王政復古大號令」,慶喜被要求辭官、納地(即返還內大臣的官職與領地)。同日傍晚的小御所會議上,休息時薩摩藩士西鄉隆盛據稱曾說「只要有一把短刀便能了結」,此語被認為推動了岩倉具視等人的強硬態度——這則軼事,是刀劍作為政治緊張象徵發揮功能的時代的最後場景之一。
慶喜從二條城移至大坂城,但與倒幕派的交涉破裂。翌慶應4年1月2日,舊幕府軍揭起「討薩表」,向京都進發。伏見方面,會津藩兵、新選組等以伏見奉行所為中心布陣,鳥羽街道則由見迴組與幕府步兵隊推進。
1月3日下午5時左右,在鳥羽街道小枝橋附近,因通行問題反覆爭執之後,舊幕府軍試圖強行突破,薩摩軍遂對其發動一齊射擊,並以這聲砲響為信號,伏見也隨即展開交戰。
單就兵力而言,舊幕府軍約為薩長軍的三倍,且擁有配備西式槍砲的部隊。然而指揮不統一,在狹窄的街道上以行軍隊形前進,遭到配備恩菲爾德步槍等武器的薩長軍槍兵隊與砲兵先發制人。新選組副長土方歲三等幕府方的劍客雖奮勇作戰,但在子彈面前,個人的劍技已毫無意義。
決定戰局走向的,是「錦之御旗」的出現。薩長軍高舉象徵天皇之軍的這面旗幟的那一刻,舊幕府軍便成了「朝敵」。許多幕府方的藩兵陷入動搖並脫離戰線,舊幕府軍迅速崩潰。經過四日的戰鬥,1月6日舊幕府軍慘敗,德川慶喜則從大坂城乘軍艦逃往江戶。
在鳥羽街道,自1月3日夜至4日,見迴組與幕府步兵隊與薩摩軍對峙。起初幕府軍人數佔優,但遭砲擊後被迫後退。在伏見,伏見奉行所因薩摩的砲擊而起火,幕府守備兵棄奉行所撤往大坂方面。
鳥羽·伏見戰役中新選組的戰鬥,作為日本刀歷史上悲劇性的終幕,值得特別記述。
新選組自池田屋事件(元治元年、1864年)以來,即致力於幕末京都的治安維持,是一個以高超劍技為戰力基礎的劍客集團。前一年12月遭槍擊負傷的局長近藤勇,當時正在大坂城療養,副長土方歲三則率隊在伏見奉行所布陣,投入激烈的市街戰與槍戰。然而面對近代兵器,刀劍與步槍皆有其極限,新選組也遭受了重大損失。
「和泉守兼定」是以土方歲三愛刀而聞名的刀,象徵著這個時代。土方轉戰會津與函館戰爭,直到最後都作為幕府方繼續戰鬥,但在明治2年(1869年)5月11日的箱館(函館)戰役中,倒於子彈之下。此把兼定至今猶存,傳承於日野市的土方歲三資料館。這把名刀體現了以刀為生、為時代賭上性命的最後劍士之精神,作為幕末刀劍文化的象徵,至今仍受到眾多人的喜愛。
「長曾禰虎徹」是新選組劍客們所珍視的刀工之一,流傳著近藤勇持有虎徹之刀的說法(亦有偽銘之說)。近藤在鳥羽·伏見之後曾指揮舊幕府方,但慶應4年4月於下總國流山遭新政府軍逮捕,同月25日在板橋被斬首。新選組這個「刀之集團」的終幕,在日本刀劍文化史上刻下了最為戲劇性的一章。
鳥羽·伏見戰役在日本刀文化史上所留下的意義是多層次的。
第一,此役宣告了武士階級實質性的軍事終結。日本刀曾作為「武士之魂」佔據絕對地位,而在此處,它完全失去了作為近代戰爭主要兵器的角色。明治6年(1873年)的徵兵令、明治9年(1876年)的廢刀令,其脈絡的實質起點正是此役。
第二,新選組等幕末劍客作為「以刀戰到最後的武士」被美化、傳說化的過程,加深了日本人對刀劍的精神性特殊情感。廢刀令之後,刀劍仍作為「藝術品」「精神象徵」受到珍視,其背景正在於對這些幕末劍客的追慕。從池田屋事件到鳥羽·伏見,再到函館五稜郭——新選組的軌跡,作為攜帶日本刀的劍客集團最後的光輝,將被永遠傳頌。
第三,值得注意的是,鳥羽·伏見戰役中所使用的刀劍,於明治以後作為幕府方的遺物被保存、蒐集,並延續至現代博物館的收藏。新選組隊士的刀至今仍散見各地,作為幕末這段動盪時代的活見證,持續迎接來訪者。如此,戰場上的刀劍超越時代,作為文化財被傳承給後世。
以鳥羽·伏見為首戰的戊辰戰爭,是明治元年(1868年)至明治2年(1869年)間,舊幕府軍與新政府軍之間展開的內戰。正如轉戰東北與箱館的土方歲三所代表,許多幕府方武士直到最後都未曾放下刀。
明治2年(1869年)5月,隨著箱館戰爭的結束,戊辰戰爭告終。然而此後,幕末劍術家與武士的處置仍持續進行,新政府面臨如何對待舊幕府與諸藩的劍術道場及劍客的問題。
明治6年(1873年)的徵兵令,從根本上推翻了「只有武士才擔任軍職」的慣例。而明治9年(1876年)的廢刀令,禁止武士(士族)佩帶刀劍,成為日本刀社會意義的最終定論。反對廢刀令的士族相繼發動了熊本神風連之亂(1876年)、秋月之亂(1876年)、西南戰爭(1877年),但皆遭到鎮壓。
矛盾的是,廢刀令使日本刀完全失去了「武器」這一實用面向,反而使其作為「藝術品」「文化財」「精神象徵」的價值更加鮮明。明治以後的刀劍研究與保存活動,若沒有始於鳥羽·伏見的時代轉換,本是不可能出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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