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消息 — 最新入荷資訊請查閱商品目錄。 查看 →
January 1597 – December 1598
朝鮮半島南部(慶尚道・全羅道・忠清道)、蔚山城・順天城・露梁海峽
勢力
Japanese Forces
Korean–Ming Allied Forces
約3分鐘閱讀
慶長二年(1597年)正月,豐臣秀吉再次向朝鮮派遣了大軍。這是在文祿之役(1592~93年)以來持續的和平談判破裂之後做出的決定。第二次出兵被稱為「慶長之役」,與文祿之役合稱「文祿・慶長之役」被刻在日本歷史上。
慶長二年正月,小西行長、加藤清正、黑田長政等作為先鋒再次渡海,總兵力約14萬。基於文祿之役中遭到朝鮮軍、義兵、明援軍抵抗的經驗,這次將確保南部海岸線和守衛據點作為戰略的支柱。
在初戰中,日本軍在南原城的攻略(慶長二年8月)和全州的占領等方面處於優勢地位,但受到朝鮮民眾抵抗和由李舜臣率領的朝鮮水軍復活的壓制,補給線受到了壓迫。李舜臣在文祿之役後因冤獄被捕,但以朝鮮水軍的徹底敗北(漆川梁的海戰,慶長二年7月)為契機復權,作為名將迎接了最後的戰鬥。
從慶長二年12月到次年2月,加藤清正守衛的蔚山城被明・朝鮮聯合軍的大軍包圍。城內的糧食和水很快耗盡,清正的軍隊屠馬,被逼入了極限狀態。
在這場圍城戰中,日本刀的實戰價值得以重新顯現。在圍繞城牆的肉彈戰中,近距離的刀劍使用分出了生死。雖然加藤清正作為愛刀而聞名的巨大十文字槍很有名,但家臣們腰間佩帶的刀也在連日的接近戰中多次交鋒。
直到明・朝鮮聯合軍的包圍在毛利秀元、黑田長政等救援軍的解救下於慶長三年正月(1598年初期)被解除,清正守衛了城堡。這場圍城戰作為日本武士精神的體現被後世傳頌,鞏固了加藤清正的傳奇地位。
朝鮮出兵中有許多戰國大名參加,他們各自攜帶名刀渡海。其中肥前鍋島氏的鍋島直茂因在朝鮮進行「虎狩」而聞名,以及因歸國後帶回李朝陶工並奠定肥前燒基礎而聞名,但同時也有帶回朝鮮刀劍的例子。
據說黑田長政攜帶的名刀和與島津義弘相關的刀劍,作為九州刀劍文化與大陸鐵器文化的接觸點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指出戰場上繳獲的朝鮮・明刀劍類有可能給日本刀工以技術刺激。
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九州實戰刀「同田貫」(どうたぬき)的存在。肥後(熊本)生產的同田貫以優先實用性的粗樸刀著稱,據說參加朝鮮之役的加藤清正麾下的武士實際使用過。在朝鮮戰場展開的混戰・接近戰中,這類實戰刀的價值尤為突出。
慶長三年(1598年)8月18日豐臣秀吉去世後,五大老・五奉行決定撤兵。但撤退作戰並非易事。為了安全地撤收分散在各地城砦中的14萬軍隊,必須排除朝鮮水軍・明水軍的妨害。
同年11月,最後的大海戰在露梁海峽(今日韓國南海島附近)爆發。島津義弘、立花宗茂、宗義智等的水軍與陳璘、李舜臣率領的聯合水軍激烈碰撞。
在這場戰鬥中,李舜臣被流彈擊中而戰死。「吾が死を敵に知らすな」的最後遺言至今仍被傳頌。由島津義弘率領的艦隊完成了決死的突破,許多日本軍部隊成功脫出。但雙方都蒙受了巨大的損失。
慶長之役結束後,日本從朝鮮獲得了許多文化影響。雖然陶藝技術的傳輸(薩摩燒・有田燒・萩燒等)廣為人知,但在刀劍領域也有值得注意的影響。
日本軍大量帶入的火繩銃與日本刀的結合,提出了戰場上近距離白兵戰與遠距離射擊融合的戰術課題。這個經驗對江戶時代初期的兵器・戰術論爭——重視劍術的洗練還是火槍的普及——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據說進駐朝鮮的日本軍刀匠(各藩的御抱刀工)在戰場上修理・製造的刀劍散布在朝鮮半島各地。另一方面,李朝的鐵製品和環頭大刀的樣式流入日本,也有一部分刀工吸收了異國技法的記錄。
因秀吉的死去而失去目的的這場戰爭,在給朝鮮半島留下難以愈合的傷口後而結束。但那7年殘酷的記錄,作為日本刀投入東亞規模國際戰爭的最後一個大規模事例,在刀劍史・軍事史兩個領域都繼續是重要的研究對象。
Katō Kiyomasa
Land force commander (Katō forces)
Konishi Yukinaga
Vanguard and diplomatic envoy
Kuroda Nagamasa
Northern sector commander
Shimazu Yoshihiro
Victor of the Battle of Sacheon
Fukushima Masanori
Participant commander in the Keichō Campaign
Hosokawa Tadaoki
Participant commander in the Keichō Campaign
Toyotomi Hideyoshi
Commanding authority (supreme comma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