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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uary 3, 1868 (9th day of the 12th month of Keiō 3)
京都御所・小御所
勢力
Satsuma-Chōshū Alliance and Radical Court Nobles
Former Shogunate and Yoshinobu Suppor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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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政復古的大號令,慶應3年12月9日(1868年1月3日)以明治天皇的名義頒佈,乃日本史上最高等級的政治宣言之一。經由此大號令,自平安時代以來延續千年的攝關、幕府政治制度被廢止,並宣布建立以總裁、議定、參與的「三職」為首的新政府。同日夜間小御所會議中德川慶喜的辭官・納地決定相結合,此事件作為江戶幕府實質上終焉的政變而被刻在歷史上。
由慶應3年10月14日的大政奉還,德川慶喜名義上交還了將軍職。然而此時新政府的具體組織與運營方針尚未確定,政治空白應運而生。慶喜試圖藉由參與公議政體論(諸侯會議體制)來保留實權,若此進行下去,德川家仍有可能繼續居於權力中樞。
薩摩的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與急進派公家岩倉具視等對此視為危險,迅速籌劃對抗策略。他們已祕密獲得「討幕的密勅」,確保了武力行使的正當性。但大政奉還使薩長失去了討幕的名目,他們遂決斷以「王政復古」為另一名目發動政變。
慶應3年12月9日黎明前,岩倉具視、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連携,薩摩藩兵封鎖了京都御所的9門。在阻止親幕府公家入內的同時,製造出天皇臨席下舉行朝議的形式。此舉實質上為政變,卻以「天子的意願」為名義而獲得正當化。
頒佈的大號令內容如下。首先廢除攝政・關白——自平安中期以來延續千年以上的攝關政治被終止。其次廢除幕府——延續265年的江戶幕府在名實上告終。接著設置由總裁、議定、參與三職組成的新政府——諸侯、公家、志士混在一起的暫定政府誕生。更以「神武創業之始ニ原キ」的措辭,高聲謳歌了自天照大神以來的天皇親政回歸之理念。
同日夜間,京都御所的小御所舉辦了三職會議(小御所會議)。薩摩、土佐、芸州(廣島)、越前(福井)、尾張的代表集聚一堂,德川慶喜的處遇成為議題。具體而言,係辭官(內大臣辭退)與納地(領地返上)的可否。
土佐藩的山內容堂藉著大醉的勢頭強硬主張「應讓慶喜公參加會議」。對此岩倉具視冷靜反駁「慶喜的誠意受到質疑」,薩長的強硬姿態得以貫徹。最終慶喜的辭官・納地被決定。此決定為對慶喜掌握實權的決定性封鎖,亦是江戶幕府的實質上的終焉。
王政復古的大號令頒佈的慶應3年12月,正值幕末動亂的最終局面。固守御所9門的薩摩藩兵的帶刀,乃「以天皇的意願進行的政變」此建前用實力支撐的「實力的象徵」。對於岩倉具視等公家急進派而言,薩長的兵力與刃,為實現自身政治意志的不可或缺的後盾。
幕末刀劍文化中值得著墨的,是尊皇攘夷志士們愛用的精銳刀的存在。由固山宗次、源清麿等鍛造的幕末新刀,被維新活動家廣泛愛好,發揮了文字意義上「切開」時代轉換之刃的功能。
另一方面,松平容保率領的會津藩,始終於幕末中守護對幕府的忠義。由王政復古被定為「朝敵」的會津藩的命運,與體現其士風的會津傳來的名刀的故事,象徵著幕末刀劍文化的悲劇性面向。其後在戊辰戰爭・會津戰爭中,許多會津藩士命喪黃泉,他們所帶的刀作為敗者的驕傲而被後世傳述。
王政復古大號令約25日後的慶應4年1月3日,鳥羽・伏見之戰爆發。新政府軍掲起「錦の御旗」(官軍之證),與舊幕府軍對峙時,恐懼成為「朝敵」的眾多藩倒戈投靠官軍,形勢一下子逆轉。此「錦の御旗」之效果,如實展現了王政復古大號令所設計的「以天皇為中心確立正統性」的政治威力。德川慶喜從大阪城經海路撤退至江戶,通過表示恭順的姿態來迴避全面戰爭。
戊辰戰爭擴大到東北・北陸,延續至奧羽越列藩同盟的結成、會津戰爭(1868年8月~9月)中白虎隊的悲劇、函館五稜郭之戰(1869年5月)。特別是會津戰爭成為最慘烈的戰鬥,會津藩士所帶的日本刀在近代步槍面前無力一事被歷史所記錄。白虎隊的少年最後自刃的場景,乃武士的刀作為文字意義上時代的終焉之劍被使用的場面。王政復古的大號令並非「和平的轉換」,也是長期內戰的序章。但最終流向江戶無血開城(慶應4年4月11日)的歷史之流中,王政復古的大號令作為近代日本的出發點,在日本史上佔據著不動搖的位置。
王政復古的大號令,雖掲舉「天皇親政」之理念,其實態乃薩長主導的政變。此二面性深深刻在明治國家的權力構造中。以天皇為國家中心,而薩長出身的政治家掌握實權的構造——所謂「藩閥政治」——成為爾後明治政府的基本樣貌,並延續至版籍奉還(1869年)、廢藩置縣(1871年)、明治憲法的制定(1889年)。大號令所宣言的「回歸天皇親政」之理念,直至昭和初期的政治仍不斷對日本的國家觀根幹產生影響。在其巨大的歷史重量,兼具功與罪,王政復古的大號令乃日本近代史絕對的出發點。
舉辦小御所會議的慶應3年12月9日的夜晚,據傳參集的各藩代表各自帶刀進入會議場。薩摩、土佐、越前的代表帶刀圍繞會議卓的場景,象徵著此政變並非單純的紙上政治宣言,而是以實力為背景的權力奪取。山內容堂以泥醉的勢頭展開抗議的一幕,亦作為緊張中滲透人間戲劇的場景而留在歷史上。在王政復古此歷史轉折點上,帶刀此武士的習俗,作為舊秩序與新秩序交錯的最後之夜的文化象徵而持續存在。
主導王政復古的岩倉具視出身於公家,本來並非武士。然而他實現政變乃依存於薩長的兵力——亦即以刀與槍武裝的武士的力量。此「公家的理念與武家的實力的結合」,乃王政復古的本質。天皇親政此古來的理念由近代的武力所支撐的構造,體現了明治國家權力的二重性。岩倉其後率領岩倉使節團(1871~1873年)進行歐美視察,亦參與了廢刀令(1876年)的制定。在廢除武士帶刀此習慣的政府中樞,有著王政復古之夜以刀封鎖御所的薩摩兵的後裔,此乃歷史的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