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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為示意圖。從正保元年(1644年)至延寶9年(1681年)的約40年間,是江戶幕府的支配體制逐漸完成最終形態的時期。從德川家光治世末期到4代家綱的治世期間,夾在保有濃厚戰國記憶的「寬永期」刀劍文化,與以太平盛世為前提的元祿前夜刀劍文化之間,這個時代因兩大事件——明曆大火與慶安之變——而成為刀劍需求供給與社會氛圍大幅動盪的過渡期。單就年號來看,正保、慶安、承應、明曆、萬治、延寶改元頻繁,但其實質是江戶這座城市的面貌,以及武家社會統治方式同時受到重新審視的、雖顯低調卻極為重要的數十年間。
明曆3年(1657年)正月,江戶發生的明曆大火,燒盡了江戶市中大半地區,連江戶城天守閣也付之一炬,被稱為近世最大規模的火災之一。這場火災的死亡人數眾說紛紜,據傳多達數萬人之規模,此後焚毀的天守閣也未曾重建,延續至今。據刀劍・刀裝具研究者伊藤三平氏的推算,僅江戶一地,這場大火燒毀的刀劍就多達約10萬振。當時大名宅邸與旗本、御家人宅邸密集的江戶,保存著代代相傳的家寶刀劍無數,算來這些刀劍在火海之中一夕盡失。
象徵這場焚毀規模的,是享保4年(1719年)由本阿彌光忠等人監修整理的「享保名物帳」的記錄。該帳選定了當代首屈一指的名物刀劍168振,其中69振記載為明曆大火所失。據稱其中不乏赫赫有名的名刀,列舉部分如下。
真偽及焚毀的詳細經過至今仍有諸多不明之處,然而集積於江戶的武家傳來刀劍,在一夜之間大量失去這一事實本身,被認為給當時的武家社會帶來了深刻的衝擊。
早於明曆大火的慶安4年(1651年),由井正雪、丸橋忠彌等人策劃的推翻幕府計劃,即所謂慶安之變(由井正雪之亂)被揭發。這一計劃在將軍德川家光死後不久曝光,雖未遂,卻給幕閣帶來了強烈的危機感。
這一事件背後,是因改易而失去主家的牢人(浪人)不斷增加。江戶開府半個世紀以來,大名家相繼遭到廢除,失去生計依靠的牢人滯留江戶及各地,成為社會不安的溫床。據傳由井正雪本人也是以軍學者身份深受牢人愛戴之人,懷有不滿的牢人聚集於其麾下,被認為助長了計劃的蔓延。牢人們即便失去主家,仍有許多人保有帶刀的身分,他們的存在被認為對當時的刀劍需求及武具流通也產生了相當的影響。
在慶安之變被揭發後,幕府將牢人對策定位為政策的重要課題。此前嚴格執行的「末期養子之禁」——原則上不允許家主在末期(臨終之際)立養子以延續家門的制度——得到緩和,轉而朝著減少大名家突然遭到廢除的方向調整。
這一政策轉換,被認為是從優先以武力進行統制的「武斷政治」,轉向以法律與制度謀求穩定統治的「文治政治」的轉折點之一。可見幕府的姿態本身,正逐漸從重視戰場武功,轉向重視家門延續與秩序維持的時代。面對以武力威壓難以解決的牢人問題,幕府藉由制度的彈性化來謀求社會穩定,可以說是培養出了更為長遠的統治思想。
明曆大火造成的大量刀劍焚毀,諷刺的是也被認為是催生新刀劍需求的原因之一。失去傳來名刀的武家尋求替代刀劍,被認為是此後寬文新刀期(寬文年間,1661〜1673年)刀劍需求的支撐因素之一。
象徵這一時期的刀工之一,是後世以「虎徹」之名廣為人知的長曽祢興里。據傳出身近江、以甲冑師身份立業的興里,於明曆年間初期,在50歲前後轉行為刀工,從越前遷居江戶。隨著太平盛世延續,甲冑的需求逐漸縮小,取而代之的刀劍需求在武家社會實用與持有兩方面都日益高漲,這一當時的社會氛圍變化,被認為是刀工轉行的背景。興里此後直至延寶期,作為江戶代表性刀工名聲大噪,其活動起點與明曆大火幾乎同期,可說是象徵這個時代刀劍需求變化的一段因緣。
正保、慶安、承應、明曆、萬治、延寶改元頻繁的這個時代,雖在曆法上看似平穩,實際上卻是同時承受著大火這一偶發性災禍,以及牢人問題這一結構性隱患的時期。然而,經歷慶安之變後的幕府政策轉換,以及明曆大火的復興過程,戰國的餘燼在這一時期幾近完全熄滅,刀劍也從實戰的工具,逐漸確立了其作為象徵家門格式與武家情趣的存在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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