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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Onin 1–Bunmei 9 (1467–1477) onward
京都(室町御所・足利將軍家的藏)
勢力
Ashikaga shogunal family (original custodians)
Onin War factions and regional lords (recipients of dispersed o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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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利義政(1436〜1490年)作為第8代室町幕府將軍,在歷史上常被記載為政治上無力的人物。在應仁之亂(1467〜1477年)這場持續11年的大亂中,他無法展示強有力的政治領導力,最終將將軍位傳給兒子足利義尚,隱居在東山(京都東部)。但另一方面,義政是日本歷史上最偉大的文化收藏家之一,他建立的「東山御物」對後世日本文化產生了無法估量的影響。特別是,他的刀劍收藏在規模和質量上成為日本刀歷史上最大的「公眾收藏」,成為後世刀劍研究的出發點,其散逸的過程奠定了戰國時代以後「名物刀劍」文化的基礎。
「東山御物」是指足利將軍家世代積累,在義政時代達到最高峰的美術工藝品收藏的總稱。其內容涵蓋多個領域。中國的書畫(唐物繪畫)、陶磁器、漆器,日本的刀劍、太刀、短刀,茶道具(茶碗、茶入),蒔繪、染織物、香木——這些都以數千件的規模被收藏,當時東亞最高水準的美術品在此匯集。
特別是,刀劍收藏以其值得特書的規模和質量而自豪。足利將軍家世代相傳,熱心於收集和秘藏名工的作品作為「名物」,來自山城傳(京都)、大和傳(奈良)、相州傳(神奈川)、備前傳(岡山)、美濃傳(岐阜)五箇傳中的名刀佳作都被登記為御物。這些刀劍附有「本阿彌家」的鑑定書(奉書),作者的確定和來歷的記錄被細心地管理。
義政是以銀閣寺(慈照寺)的興建(1482年)為象徵的「東山文化」的中心人物,他所磨練的侘的審美意識成為後來茶道、能樂、庭園文化的基礎。他的收藏是在物質上支撐這個文化世界的基礎,是「將軍=文化守護者」這一權威的體現。
東山御物的刀劍收藏不是一代人形成的。這是從3代將軍足利義滿(1358〜1408年)時代開始的系統性名刀收集,經過數代積累的結果。
義滿在結束南北朝的動亂並確立室町幕府的權威之後,在北山興建金閣寺(1397年),採取了一身集中東亞最高水準文化權威的政策。通過與中國(明朝)的勘合貿易大量進口「唐物」,同時也致力於國內名刀的收集。義滿的這一文化政策奠定了後來東山御物的基礎。
其後的將軍家也代代相傳地繼續收集刀劍。尤其是與以發行「刀劍鑑定書(奉書)」為家業的本阿彌家的深厚關係,保證了足利將軍家刀劍收藏的「權威性」。只有持有本阿彌家認可的「奉書(作者證明書)」的刀才被視為「真正的名刀」,才獲得了作為御物的資格。
應仁元年(1467年)爆發的應仁之亂是一場大亂,起源於足利將軍家的後繼者問題,管領細川勝元領導的東軍與山名宗全領導的西軍在京都舞台上持續戰鬥了11年。
這場亂導致京都大部分變成焦土。室町幕府的權威墜落,各地大名加強了獨立的動向。足利將軍家的御所(室町殿)也沒有逃脫戰火,倉庫中保管的東山御物大部分面臨流出、掠奪、出售的危機。
從亂中開始,御物的一部分就流入了兩陣營的有力武將和商人之手。據傳義政自身在陷入財政困難時也賣掉了御物的一部分。亂平息後室町幕府的權威也未能恢復,進入隨後的戰國時代,御物的分散加速了。另一方面,儘管處於亂中,義政仍然繼續文化活動,整備了東山的山莊(後來的銀閣寺),享受了茶道、能樂、書畫。義政的人生中政治的失敗與文化的開花奇妙地共存,需要與東山御物的散逸這一悲劇一起來理解。
東山御物的散逸對日本刀歷史的影響不只是單純的喪失,還具有「名物刀劍概念全國化」這樣的悖論性側面。
作為御物被秘藏的名刀流入各地大名家之手,其來歷、價值和美感變得廣為人知。「這把刀曾是足利將軍家的御物」這樣的出處成為了戰國大名最高的權威證明,名刀的持有成為了「權力象徵」。
織田信長、豐臣秀吉之所以熱中於被稱為「名物狩」的美術品收集,也是對東山御物散逸以來「名物=權威的證明」這一觀念的繼承。信長在本能寺之變(1582年)中失去的茶道具和刀劍,若要追溯其源頭,很可能包含了東山御物的散逸品。
東山御物的刀劍收藏之所以特別重要,原因之一在於它網羅了日本刀五箇傳的所有名品。
山城傳(京都)中有粟田口派、來派的名作,大和傳(奈良)中有手掻派、千手院派的名刀,相州傳(神奈川)中有正宗、貞宗的至高之作,備前傳(岡山)中有長船派、福岡一文字的佳品,美濃傳(岐阜)中有志津派、關派的作品都被收藏為御物。
五箇傳是指日本刀鍛造技法的地域系統的概念,各傳分別以不同的鐵組成、熱處理技術、刀紋樣式為特徵。東山御物包含五箇傳所有名品的事實表明,足利將軍家的收藏不僅是出於嗜好,而是在「一手統括」日本刀的文化和技術多樣性的政治意圖下形成的。
這些名刀散逸後,作為各地大名家「御用商人」活動的本阿彌家持續追蹤和記錄其傳來。這一積累最終導致了後世「享保名物帳」(德川吉宗命、約1719年編纂)這一包括性的名刀目錄的出現,成為了現代刀劍研究的基礎資料。
在應仁之亂過去550年以上的現在,東山御物的大部分被分散收藏在各地的美術館、博物館和個人收藏中。在被指定為國寶、重要文化財的刀劍中,有不少可以確認其源於東山御物。
在東京國立博物館、京都國立博物館、奈良國立博物館展出的室町、鎌倉時代的名刀中,一些是曾被足利將軍作為「天下第一的名刀」秘藏的御物的後代。此外,在日本各地刀劍收集家珍視的名刀中,也存在著始於遠遠的室町時代將軍家收藏的來歷。
東山御物的散逸一方面是解體室町文化中樞的悲劇。但另一方面,從將軍家的獨佔中解放出來的名刀傳向全國,成為了日本刀的文化價值被廣泛共享的契機。失去的權威喪失與擴散的價值普及——東山御物散逸這一歷史事件正位於這兩面的交叉點上。為什麼日本刀作為「超越武器的文化財」吸引著現代人的心——答案的一端刻在應仁之亂的火焰中散向全國各地的東山御物名刀們的旅程之中。
Ashikaga Yoshimasa
Ashikaga Yoshimasa — the 8th shogun who brought the Higashiyama Gomotsu to its peak and was unable to prevent its dispersal during the Onin War
Ashikaga Yoshimitsu
Ashikaga Yoshimitsu — the 3rd shogun who established the Ashikaga collection's foundation, building the Golden Pavilion and systematically acquiring Chinese cultural objects
Hosokawa Katsumoto
Hosokawa Katsumoto — eastern army commander in the Onin War, one of the principal agents of the conflict that dispersed the Higashiyama Gomotsu
Yamana Sozen
Yamana Sozen — western army commander in the Onin War, co-responsible for the conflict that scattered the Ashikaga collection
Oda Nobunaga
Oda Nobunaga — the warlord whose systematic collection of famous swords and tea objects (meibutsu-gari) directly continued the cultural logic established by the dispersal of the Higashiyama Gomotsu
Honami Kōetsu
Hon'ami Koetsu — the most famous member of the Hon'ami family, who maintained the appraisal tradition that tracked the dispersed Higashiyama Gomotsu swor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