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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25, 1637 – April 12, 1638 (Kan'ei 14, 10th month, 25th day – Kan'ei 15, 2nd month, 28th day)
肥前國島原、天草(現長崎縣南島原市、熊本縣天草市)
勢力
Shogunate Coalition Forces
Shimabara-Amakusa Rebel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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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永十四年(一六三七年)十月,肥前國島原(長崎縣)和天草(熊本縣)的農民因遭受苛酷年貢徵收和激烈的基督教迫害而群起反抗。此事件被稱為「島原之亂」。總計三萬七千人的反亂軍以十六歲左右的天草四郎時貞為旗號,在原城堅守城池。從寬永十四年十二月至十五年二月,他們與十二萬以上的幕府軍展開了歷時約三個月的激烈城池攻防戰。
島原半島和天草地方曾是有馬晴信、小西行長等基督教大名的領地,許多農民已改信基督教。江戶幕府禁教令(一六一二年起)強化後,島原藩(松倉家)和天草藩(寺澤家)反覆進行殘酷的踏腳監督和搜捕。加上飢荒接踵而至,農民陷入了絕望的深淵。
天草四郎(本名益田時貞)為舊基督教大名小西行長手下家臣之子,以行奇蹟的「神之子」身份受到農民崇拜。他的魅力成為此次反亂的凝聚力,一揆軍高舉「神(Deus)之旗」與幕府軍對抗。
島原之亂在考察江戶時代初期刀劍文化時具有發人深省的側面。由於一揆軍主體為農民,他們主要使用的武器並非正規武士的刀劍,而是改造自農具的武器、竹槍、鐮刀和火槍(來自舊基督教大名的遺產)。但在舊基督教大名家臣出身者中,確實存在擁有實戰經驗的武士,他們中有些人配備了一定數量的刀和槍。
幕府軍方面的將領配備了當時一流的刀劍。總司令松平信綱(伊豆守)以「知惠伊豆」之名聞於世,乃幕府名臣,在政治立場上主導軍事。初代司令板倉重昌採取強硬攻勢但遭反亂軍頑強阻擊,翌年一月的總攻擊中戰死。此事被記載為江戶時代幕府軍總司令在戰鬥中陣亡的唯一例子。
在原城戰役中,幕府軍積極利用砲火。他們從長崎調來荷蘭船「德瑞普號」(De Liefde),從海上進行砲擊,此舉在日本歷史上記錄了外國軍艦砲擊支援的早期例子。然而一揆軍的抵抗依然激烈,最終落城乃因糧盡絕望的境地。
寬永十五年(一六三八年)二月,幕府軍對原城發動總攻擊。經飢荒困境逐漸衰弱的一揆軍進行了最後的抵抗,但在十二萬對三萬七千的壓倒性力量懸殊面前,於二月二十八日原城陷落。
天草四郎在城內被斬殺,首級被梟示於長崎、江戶、京都等地。據稱堅守原城的三萬七千人大多戰死或被處刑,生存者寥寥無幾。原城廢墟至今仍保存著當時的石牆,已被列為世界遺產「長崎及天草地方隱伏基督教相關遺產」的一部分。
幕府鎮壓島原之亂後,進一步加強基督教迫害和鎖國政策。寬永十九年(一六四二年),幕府與葡萄牙完全斷絕貿易,建立了完全的鎖國體制,僅許可荷蘭和中國貿易,限制於長崎出島。
此鎖國體制對刀劍文化產生了深遠影響。由於對外貿易受限,國內刀工失去了海外出口市場。與此同時,江戶時代和平的到來促進了「作為武器的刀」向「藝術品、武家象徵的刀」的轉變。島原之亂後,實戰用刀的需求激減,取而代之的是對形式美、鑑賞價值和儀禮意義的追求。
此轉變與新刀期(慶長~元祿)刀工們從追求戰場實用性轉向追求刃文美麗度和地鐵精巧性的背景相符。島原之亂象徵了從戰國到江戶、從武斷政治到文治政治的最後一次重大武力衝突。
參與此役的幕府軍將領佩帶著寬永新刀(江戶新刀的一支)時代的刀劍。距大坂之役(一六一五年)已逾二十年,江戶初期的刀工們創造出了稱為「新刀」的新時代刀劍。以優美亂紋刃、緩波刃為特色的新刀開始被視為鑑賞、贈禮和格式的道具,而非實戰兵器。
島原之亂後,江戶幕府的和平延續了約二百三十年。在此「太平之世」裡,刀從武器的角色轉變為「武士之魂」、「文化象徵」的角色。島原之亂的平定標誌著這段漫長和平時代的確立開始。
Shimabara Rebellion Period
Era defined by the Shimabara Rebellion
Kan'ei-Era Sword Culture
Sword culture of the Kan'ei era when the rebellion occurred
Christian Daimyo and Their Swords
Connection between Christian daimyo sword culture and the Shimabara Rebellion background
Sakoku and the Maturation of Sword Culture
Seclusion policy completed after the rebellion and its effect on sword cul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