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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久3年(1863年)至元治元年(1864年)(近藤書信中記載持有「虎徹」的時期)
江戶、京都(今東京都、京都府)
勢力
長曾祢興里、虎徹(刀工、故人)
近藤勇、新選組(幕末的購入、使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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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曾禰興里入道乕徹(通稱「虎徹」)是江戶前期代表性的刀工之一,其作品以足以列為「最上大業物」的銳利度著稱。幕末新選組局長近藤勇以此虎徹為愛刀的軼事廣為人知,但關於近藤所持之刀究竟是否為真品,從當時至今一直存在爭論。
長曾禰興里據傳出身於近江國長曾禰村(現滋賀縣彥根市長曾根町)(亦有越前出身之說),原本是在越前以甲冑師身分活動的人物。後來前往江戶轉為刀鍛冶,經歷頗為特殊。據說甲冑師時期對鐵的處理經驗,活用於刀劍製作上,其作品兼具地鐵之美與銳利的切味,獲得高度評價。虎徹的作刀期間雖短,後世卻被列為「最上大業物」(最高等級的實戰刀劍格付),在江戶時代通過武士階級獲得極高人氣。
由甲冑師轉為刀鍛冶的經歷,即使以當時的標準來看也頗為罕見。江戶時代初期正值天下逐漸太平、但甲冑仍有需求的過渡期,一般認為興里起初也是以甲冑師為生。然而,因刀劍需求的變化及自身的技術興趣,他於壯年過後轉入作刀之路,前往江戶並開始使用「虎徹」之號。儘管作刀期間短暫,卻能達到高水準的技術,主流見解認為其背後是身為甲冑師時已累積、對金屬加工整體皆精通的基礎。
正因人氣之高,虎徹在生前便以偽品與偽銘大量流通的刀工而聞名,刀劍界流傳著「見到虎徹就要當作偽品看待」這般近似格言的說法,可見贗品橫行之嚴重。
作為傳達虎徹銳利度的軼事,有「石燈籠切虎徹」的故事流傳。據說在試砍庭院中粗壯的松樹枝時,刀刃竟一路切入了旁邊放置的石燈籠,此事無論真偽如何,都作為象徵當時對虎徹切味評價之高的軼事而代代相傳。這類軼事的累積,使「虎徹」之名本身被賦予品牌般的價值,也成為日後偽銘橫行的土壤。
新選組局長近藤勇以虎徹為愛刀一事,是透過近藤本人的書信及周邊人士的證言流傳下來的。據說近藤在上洛之際為尋求名刀,曾委託刀劍商取得虎徹。然而當時虎徹的真品已極為稀少、難以入手,因此流傳廣泛的說法是,刀劍商以源清麿的作品冒充虎徹賣給了近藤。
近藤本人是否相信此刀為真品,或是明知是贗品仍借「虎徹」之名聲而佩用,目前尚不明朗。無論如何,據傳近藤終其一生都珍重地將此刀視為「虎徹」,並在池田屋事件等新選組主要活動場面中佩帶此刀。
關於近藤的虎徹真偽爭議存在多種說法。第一種說法認為,近藤之刀是在源清麿(幕末代表性的刀工,亦被稱為「四谷正宗」)的作品上刻入虎徹偽銘。此說的依據包括明治時期武道家中山博道所述的傳聞,以及研師犬塚德太郎的證言等。第二種說法是,齋藤一在京都的舊道具店購得一把無銘刀,近藤將其視為虎徹而愛用,據傳佐藤彥五郎也曾表示近藤的刀是無銘的。第三,一部分研究者與愛好者之間仍有人強烈主張近藤持有真正的虎徹,但決定性的物證仍然匱乏。
近藤所佩用的實物刀本身目前尚未確認現存,或其所在不明,因此透過科學鑑定所得的最終定論至今尚未作成。正因如此,真偽之爭仍依賴於史料的解讀與傳承可信度的評估而持續至今。
近藤的虎徹軼事,不僅止於個人刀劍的真偽問題,更是象徵幕末刀劍買賣市場實況的重要案例。幕末在尊皇攘夷運動高漲之際,武士與志士階層對刀劍的需求激增,隨之大量流通冒用知名刀工之銘的偽作。虎徹正是遭到冒用的首屈一指刀工,而近藤這般知名人物求購「虎徹」一事本身,即說明了當時對刀劍品牌的迷信與偽銘買賣的實況。
除近藤以外,新選組隊士之間也普遍有追求名刀的風氣,據傳以土方歲三為首的幹部們也各自以有來歷的刀劍作為差料。新選組隊士們對刀劍的強烈講究,不只反映出實戰上的必要,也明顯體現出身為武士的格式與自我形象塑造的一面。近藤求購「虎徹」之名本身,亦暗示他身為新選組的首領,相當重視藉由佩帶名刀所帶來的象徵性權威。
新選組本來是由農民出身者與町人出身者等混合組成的部隊,近藤本人也出身於武藏國多摩郡的農家。近藤等人出身並非世襲譜代武士,在身為武家社會中心的京都活動之際,佩帶名刀有對外補強自身武士格式的意味,應可想見。求取「虎徹」這把當代首屈一指的名工之名的刀,不僅是單純的實用武器選擇,也可說是一種身分上的自我證明嘗試。
近藤勇與虎徹的軼事,在明治以後的新選組相關小說、電影、漫畫、戲劇中被反覆引用,已成為描寫近藤勇人物形象時不可或缺的要素。雖然其史實上的真偽尚未確定,「近藤勇的虎徹」這個組合,作為連結日本刀與幕末史的象徵性插曲,在當代刀劍文化與歷史愛好者之間仍被廣為傳頌。此一軼事也很好地說明了:日本刀不僅是實用武器,更作為承載所有者權威、信念與故事性的存在而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