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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為示意圖。寬仁三年(1019年)三月至四月間,對馬、壹岐以及筑前的博多灣沿岸,遭到日本史料稱為「刀伊」的武裝集團來襲。刀伊被認為是女真族系的集團,是當時在朝鮮半島東岸一帶肆虐的勢力之一部,組成數十艘規模的船隊進出至日本沿岸。藤原實資的日記《小右記》等同時代貴族的記錄中,記載了對馬、壹岐有眾多島民遭到殺害、擄走,房屋與農田被焚毀之事。對於平安京的貴族社會而言,此事雖是遠在九州的事件,但武裝集團從海的彼岸直接登陸的衝擊,也隨之傳至京都。關於刀伊具體指哪個集團,學者之間尚有爭議,但視其為當時活躍於東北亞沿岸的海上勢力一派的看法,已廣為認同。
從刀伊來襲到撃退的經過,大致按照以下順序進行。
由於事態在短時間內迅速展開,在京都正規追討軍抵達之前,便以當地武力解決局面,這是此事件的一大特徵。據說急報傳至平安京之時,博多灣岸的戰鬥已然見出分曉,被認為中央政府掌握事態全貌,是在事件幾近平息之後。
當時統轄大宰府實務的是藤原隆家。隆家身為攝關家一員,卻以大宰權帥身分赴任當地,接獲刀伊來襲急報後,動員大宰府管內的武士及郡司層,負責博多灣沿岸的防衛。並非由中央派遣的正規軍,而是組織在地武士團、豪族的私人武力加以迎擊,這是此戰另一個特徵。大宰府軍在博多灣岸與刀伊登陸部隊交戰,最終成功撃退。
戰鬥後,朝廷就參與防衛的武士們之恩賞一事發生爭議,此事留有記錄。由於在正式追討官符(朝廷出兵命令)頒下之前,便已依隆家的判斷動員當地武力進行戰鬥,能否套用通常論功行賞的框架,成為貴族社會議論紛紛的程序問題。最終據稱對參與防衛者實施了敘位、敘勳,而這一連串的交涉,可說是展示平安中期地方武力行使與中央統制之關係如何被理解的一個饒富興味的案例。
此戰的主力是大宰府管內郡司、豪族所率領的私兵,亦即後來武士團原型的武裝集團。從史料中有關武具的記述,可以窺見以弓矢進行遠戰,以及近戰中使用太刀的情形。平安時代的這個時期,尚處於由直刀向彎曲太刀過渡的階段,實戰中使用的刀劍被認為是反較小的古樣太刀,形態與現今所想像的日本刀有所不同。刀伊入寇被定位為在地武士以自備武具有組織地作戰、取得成果的早期案例之一。
刀伊入寇本身雖在短時間內平息,但此事件所具有的歷史意義不容小覷。並非由中央正規軍,而是憑藉地方武士團的實力完成國土防衛的事實,與平安中期以降武士階層政治發言力逐漸增強的走向相互呼應。以藤原隆家為首的貴族社會,也被認為透過此事重新認識了地方武力的有用性。從刀劍史的觀點來看,此時期的太刀兼具儀禮、威信財的性格與實戰兵器的性格,刀伊入寇這類實戰記錄,成為佐證平安時期太刀並非單純裝飾品的線索之一。
另一方面,關於刀伊入寇的記錄,以《小右記》、《日本紀略》等貴族日記及公的記錄為主,戰鬥的詳細經過,以及實際使用的太刀的銘、作者,均無具體可查明的史料留存。當時對馬、壹岐受害的全貌,以及大宰府軍確切的兵力,亦眾說紛紜,難以給出確切的數字。在刀劍史的脈絡中談論刀伊入寇時,與其追溯個別刀劍的來歷,不如將其理解為平安中期武士團以何種武裝面對實戰的更宏觀的時代圖像,這才是妥當的做法。雖常與約二世紀半後的元寇相比較,但刀伊入寇並非國家主導的正規防衛動員,而是以地方在地武力為主體,性格上大相徑庭,在思考平安時期武士真實面貌時佔有獨特的位置。九州的地理位置使其易於直接受到大陸、半島情勢的影響,這也是此事件發生於北九州的背景中不可忽視的一點。平安時期大宰府在外交與防衛兩方面持續擔任獨特角色的原因之一,或許也可從這類沿岸防衛實務經驗的積累中尋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