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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應2年(1493年)
京都、河內國正覺寺
勢力
細川政元派
足利義材派(舊幕府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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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仁之亂(1467〜1477年)平息後已過十數年。京都雖然戰火止息,幕府的權威卻已大幅低落。前將軍足利義政不顧政務,全心投入東山文化的營造,而後繼者問題引發的內鬨,持續動搖室町幕府的根基。
在這般混亂中崛起的,是管領細川政元。政元繼承了其父勝元留下的遺產,掌握了在畿內擁有絕大勢力的細川氏。然而他是一位異端的政治人物:終生獨身、遠離女色,並且沉迷於修驗道。他的權勢大到被稱為「半將軍」,其政治作風卻極為專橫。
繼義尚之後成為將軍的足利義材(後來的義稙),並未甘於做政元的傀儡,而是摸索自身的政治力量。義材與前管領畠山政長聯手,企圖與政元對抗。這場對立,正是引發明應2年(1493年)政變的直接導火線。
明應2年(1493年)2月,義材親自率軍出陣河內,為的是討伐畠山政長的敵人畠山義豐。將軍不在京都的這個機會,政元靜靜地等待著。
義材在河內作戰期間,政元發動了迅雷不及掩耳的政變。他先制壓了京都幕府內的義材派,並事實上拘禁了義材本人。又進一步討滅了義材的後盾畠山政長。在河內陷入孤立的義材,已無處可歸。
政元的手法周密而冷酷。他將將軍不在的「空白」納入算計,以最少的流血達成了對京都的掌控。義材被押解至京都幽禁,之後脫逃,淪為流浪之身。其後,義材以「流浪公方」的身分輾轉各地,被反細川勢力推舉出來,兩度試圖重新登上將軍之位,但那已是另一段故事了。
政元下一步要走的棋,是擁立新的將軍。他選中的是足利義澄,一位與義材屬不同系統的足利一族成員。義澄被選中,靠的不是政治能力,而是對政元言聽計從的順從。
明應3年12月(1495年1月),義澄正式就任將軍。然而實權完全握在政元手中。京都的公家與諸大名雖在形式上承認義澄為將軍,但人人都明白真正的主人是誰。「管領擁有廢立將軍的權能」這一先例既已成立,室町幕府的權威便受到無可挽回的重創。
這場政變不僅僅是權力鬥爭。將軍竟淪為「可由管領任免而更迭的存在」,這動搖了天下秩序的根本。全國各地的守護大名從這場政變中讀出了一項默示的先例:「不必聽從幕府的命令」。
在歷史學界,對於戰國時代應以何時為起點,說法不一。有以應仁之亂(1467年)為起點的說法,也有以作為下剋上象徵的明應之政變(1493年)為起點的說法,研究者的見解各不相同。
然而,明應之政變作為「下剋上象徵」的意義極為重大。管領廢黜了將軍,這一事實體現了「實力即正義」的戰國價值觀。正因為有這個先例,其後齋藤道三奪取美濃、松永久秀對三好氏的反叛,以及織田信長驅逐將軍,這一連串的「下剋上的連鎖」才得以被正當化。
政元本人其後於永正4年(1507年),被養子澄之的家臣暗殺。諷刺的是,他自己也成了下剋上的犧牲者。然而他在1493年所發動政變激起的漣漪,此後百年間都將日本束縛在戰亂的時代之中。
明應之政變之後,細川氏內部的繼承之爭也趨於激烈。政元沒有親生子嗣,三名養子——澄之、澄元、高國——各自主張對細川氏的繼承權。政元死後,被稱為「兩細川之亂」的內鬨將細川氏一分為二,畿內政治更加混亂。
乘此混亂而崛起的是三好氏,其後三好長慶終於擁有凌駕管領家的實力。三好氏的崛起,亦是明應之政變所引發「權威崩壞連鎖」的一環。
細川政元所播下「將軍可以廢立」的種子,最終吞噬了細川氏自身,並如毒花般綻放,連足利將軍家本身也一併毀滅。若說應仁之亂是「戰亂的開端」,那麼明應之政變便是「秩序崩壞的完成」。
明應之政變也對日本刀的歷史產生了間接影響。幕府權威的沒落與諸大名的割據化,使刀劍的需求由重質轉向重量。獻給將軍家的藝術精品依然被鍛造,但為了應付各地爆發的戰事,實用的數打刀產量急劇增加。
特別是美濃國關(今岐阜縣關市)的刀工集團,為因應這個時代擴大的需求,逐步建立起大量生產的體制。「關之孫六」兼元等名工活躍其間,而作為量產品的美濃刀,也從各國足輕到大名廣泛普及。明應之政變所引發的「亂世」,正是改寫日本刀產業版圖的時代轉捩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