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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663 CE (2nd year of Emperor Tenji)
白村江(現朝鮮半島南西部、錦江河口附近)
勢力
Japanese-Baekje Coalition
Tang-Silla Alli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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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村江戰役(はくすきのえのたたかい)是天智二年(663年)8月27~28日,在朝鮮半島西南部的白村江(現今韓國的錦江河口附近),日本·百濟聯合軍與唐·新羅聯合軍激烈衝突的大規模海陸合戰。日本方面的史書「日本書紀」中記錄了詳細,後代也稱為「白村江口戰役」。這場敗北對大和朝廷造成了深刻的衝擊,帶來了其後的國防體制大改革和刀劍技術國產化促進的歷史性轉變。
在7世紀的朝鮮半島,三國(高句麗·百濟·新羅)激烈對抗。百濟與日本(大和朝廷)自古以來關係緊密,許多文化和技術經由百濟傳入日本。刀劍技術也不例外,百濟的鍛冶師來渡並傳達了鍛造技術的記錄流傳下來。百濟傳來的「環頭大刀」是古墳時代日本統治階層喜歡佩帶的刀劍,其製作技術據認為是由百濟工人製造。660年,唐和新羅的聯合軍攻陷了百濟的首都泗沘城,百濟事實上滅亡了。百濟的遺臣鬼室福信等人尋求日本的王子豐璋,請求援軍。在日本,齊明天皇決定救援百濟,661年天皇親自赴往九州,但在該地駕崩。繼任的中大兄皇子(後來的天智天皇)繼續指揮出兵。
663年8月,日本·百濟聯合軍的大艦隊(據日本書紀記載為戰船1000艘,士兵27000人)集結於白村江。相對地,唐·新羅聯合軍以170艘戰船迎戰。在數量上日本方面佔壓倒優勢,但唐水軍的戰術、裝備和訓練度大幅超越日本。唐的戰船大型且堅固,縱橫無盡地操縱船隻,使用了放火攻擊日本艦船的戰術。
在8月27~28日兩天的海戰中,日本·百濟聯合水軍受到唐水軍的毀滅性打擊。日本史書記述「煙炎遮天,海水盡赤」,燃燒的船隻描寫被後代傳頌。日本方面在船隻機動性、士兵訓練度和指揮系統的任何方面都不及唐水軍,大量士兵和船隻喪失。百濟王豐璋逃亡至高句麗,百濟的復興被完全切斷。
這場敗北對日本而言是7世紀中最大的軍事危機。九州和西國沿岸地區將唐·新羅的登陸侵略認識為迫在眼前的威脅,大和朝廷接二連三地推出緊急國防強化措施。戰後,百濟的官員、技術人員和鍛冶師等大量亡命至日本,定居在近畿和東國。這些來自百濟的渡來人中包括具有高度金屬加工技術的工匠,據認為對大和、河內和攝津的鍛冶師集團產生了技術影響。
白村江敗戰引起的最重要長期影響之一是日本固有刀劍技術的急速發展。直到那時為止,大和的刀劍是模仿中國和朝鮮技術的直刀(環頭大刀、圭頭大刀等)為主流。但以白村江敗北為契機,日本獨有的兵器開發和國產化的機運高漲。
據稱在這個時期廣泛傳播的「蕨手刀」是柄頭呈蕨嫩芽般的漩渦狀彎曲、具有獨特形狀的刀劍,以東北和蝦夷地區為中心普及。蕨手刀的刀身具有輕微反彎,被認為是後來「太刀」彎曲構造的直接祖型。白村江敗北後,在軍事緊張感中,日本的鍛冶師們重疊地試驗和犯錯,據認為平安時代完成的彎曲「毛抜形太刀」「鎬造太刀」等技術進化的基礎是在這個時代形成的。
在奈良時代(8世紀),在律令軍制之下製作了現存於「正倉院御物」中的金製劍和太刀。這些是百濟、唐和大和技術融合的過渡期刀劍,作為白村江戰役之後刀劍技術多樣性的物質證據而現存。正倉院收藏的金銀荘劍具有中國、朝鮮和大和刀劍意匠混合的風格,證明了7~8世紀刀劍文化的東亞式範圍。
白村江敗北後,大和朝廷將西日本的防衛定位為最優先課題。天智天皇在664年於博多灣岸建造了「水城」(由大規模土壘和護城河構成的防壁),防備唐和新羅軍的登陸。此外,整備了九州各地的山城(大野城、基肄城等),將整個九州設為對外防衛據點。山城的結構受到朝鮮半島「朝鮮式山城」的影響,據認為是吸收了渡來人軍事技術的證據。
「防人」制度是徵發東國農民和士兵從事九州防衛的制度,作為白村江敗戰後防衛改革的一部分被整備和強化。防人們攜帶刀劍、弓箭和槍等警備沿岸地區,其苦鬥作為万葉集的「防人歌」傳給後代。防人歌的一首「韓衣裾に取りつき泣く子らを置きてぞ来ぬや」詠唱的是被驅遣進行邊疆警備的士兵的悲嘆,生動地傳達了這個時代的緊張感。
7~8世紀的大宰府作為西日本軍事、外交和行政的中樞發揮功能。大宰府有專屬的刀工和鍛冶師常駐,負責對防人和地方軍團的武器供應。這些九州的刀工們成為後代肥後、筑前和豐後等刀劍產地的先驅,作為「大宰府系刀工」形成了中世以後九州刀劍文化的基礎。特別是9~10世紀律令軍制崩壞之後,大宰府周邊的刀工集團同時持有獨有的技術系譜並散播到各地,成為肥後刀和豐後刀的源流。
自白村江敗戰起約400年後,平安末期完成的「日本刀」(彎曲的鎬造太刀)可以看作是自這個7世紀危機應對中萌芽的日本獨有刀劍技術的開花。與東亞大國唐的海上決戰戰敗的痛切經驗鼓舞了日本的鍛冶師們,導向了獨有刀劍美學和技術的探索。在那個意義上,白村江的戰役作為日本刀遠的起源之一,是裝飾刀劍史開幕的重要事件。現代的研究者們精力地討論著這場敗戰對其後律令體制強化、木簡行政和鍛冶工房制度化的深深貢獻程度,刀劍史觀點上的重新評價持續進行。
白村江的戰役位於自乙巳之變(645年)引起的大化改新起連貫的歷史流動之中。律令國家作為軍制整備了「軍團」制度,試圖在各國構築常設士兵的體制。但實際上,士兵訓練、武器品質和兵站整備不足,白村江的大敗暴露了其欠陷。天武天皇(在位672~686年)進一步推進國內軍制改革,加強了武器的國家管理。包括鍛冶師(刀工)的職能集團被置於宮廷管理之下,「正倉院文書」中保存的8世紀記錄有許多實例記錄著各地作為納稅物資繳納的刀劍、箭和弓。可以看出律令國家試圖將刀劍作為重要的軍事資產進行一元管理。白村江的敗戰是將日本刀劍政策自「渡來技術的模倣」轉變到「國產技術的確立和國家管理」的歷史節點,作為後代開花的日本刀的精神性和技術性源流,是刀劍史研究者必定言及的重要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