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 — 最新入荷資訊請查閱商品目錄。 查看 →
※圖片為示意圖。「御番鍛冶(goban kaji)」是後鳥羽上皇(Gotoba Joko)在鎌倉時代初期,將全國優秀刀工以月番輪替制召集至水無瀨離宮,令其輪流制作刀劍的制度。「番」意指輪替制的勤務,相傳備前一文字、粟田口、青江等各國名工以12人組番(24人說被認為是後世的附會)。御番鍛冶是後鳥羽院獨有的制度,作為固有名詞使用,與室町幕府的將軍家抱刀工制在起源與性質上均有所不同。

此制度的目的不止一個。
就實際運用而言,被召集的刀工每月輪替在番,據傳在任期間需駐守於御所附近設置的鍛冶場中進行制作。在番期間,院本人也有時會坐在爐旁守望火候與鍛打方法,這超越了單純發注者與工匠之間的關係,使院與刀工在同一場所共同磨練技術,此乃御番鍛冶最顯著的特徵。
御番鍛冶進行的時期是後鳥羽院的院政期(13世紀初頭),在承久之亂(1221年)以前,正是院握有實質權力的時期。後鳥羽院不僅止於後援者,更以親自參與鍛刀而著稱,其御製刀上獲准切刻菊紋。
受召集的刀工出身產地涵蓋備前(福岡一文字、吉岡一文字等)、山城(粟田口則國等)、備中(青江恆次等)等,範圍甚廣。相傳各番輪替上洛,滯留一定期間進行制作,然而詳細的記錄文書並未現存,實態係由後世的傳承及在銘刀的分析加以推定。
在院的薰陶下誕生的作風,以「後鳥羽院御番鍛冶」之名受後世特別區別,與以豪壯的反及細緻的丁子亂為特徵的備前一文字完成期相重疊。
由於關於御番鍛冶的當時一次史料幾乎未能現存,現代在判斷某把刀是否為後鳥羽院御番鍛冶之作時,並非以銘本身,而是以地鐵(jigane)的緻密程度、刃文的表現,以及莖(nakago)的做工等綜合的出來口為根據,推定其時代、國別與作者。以無銘之姿被極定為「備前一文字」「粟田口」的例子亦不少,能否特定至個銘,端賴該刀的保存狀態及特徵的留存程度。
室町幕府也有將軍家召集刀工、令其在京都制作的慣習。然而,這並不稱為「御番鍛冶」,而是採取將軍御所的抱刀工、獻上刀工的形式。幕府以番制管理各國刀工的證據在史料上相當匱乏,「御番鍛冶=室町幕府的制度」的理解並不正確。
室町中期(足利義持至義教的時代,15世紀前半)各產地刀工上京制作的在京之作(銘有「於京都」「於洛」等)留存甚多,這是事實,但這並非御番鍛冶的框架,而是作為個別應召喚、訂製的上京制作刀處理。兩者在「院所組織的輪替番制」與「幕府個別招聘的在京制作刀」之間有成立過程的差異,即便同是「在京都制作的刀」,不混淆其由來,是理解刀劍史的重要基礎。
後鳥羽院御番鍛冶中受召集刀工的代表性產地如下。
備前(長船、一文字):以福岡一文字、吉岡一文字為首,備前的刀工據說擔任番役最多。後鳥羽院御番鍛冶的時代與備前一文字的全盛期相重疊,豪壯的丁子亂得以發達。
山城(京都近郊):相傳粟田口則國、國友、國安等粟田口一派曾參與其中。地理位置相近的山城刀工,推定被頻繁地召集。
備中(青江):相傳青江派的恆次、次直等曾參與其中,備中溫和的丁子亂在院的薰陶下得到磨練。
各流派皆有工坊以複數代沿用同名的情形,上赴御番鍛冶者究竟是初代還是後代,需從個別刀的出來口與年紀加以檢討。比較各產地作風的差異,是體會御番鍛冶制度作為各地技術交流場合這一事實的有益視角。
後鳥羽院的御番鍛冶,被定位為日本刀從武器昇華為美術品、文化象徵的轉換點之一。院本人親自參與鍛刀,獲准使用菊紋的御製刀以「天覧之刀」的資格帶有格外的權威,深刻影響了後世刀劍的文化評級。
備前一文字、粟田口這鎌倉時代的雙璧在御番鍛冶制度下相互競藝,是此時代刀劍在現代仍獲得最高評價的背景之一。「御番鍛冶」一詞作為固有名詞指稱後鳥羽院的制度,正是源於這樣的歷史分量,將其與室町以後的將軍家抱刀工明確區別理解,已成為日本刀鑑賞的基礎知識。
能確實特定為親身上赴御番鍛冶的在銘之作,其大多已歸屬於美術館、神社佛閣及公立機關收藏,在一般買賣中流通的機會極為有限。市場上被談及與「後鳥羽院御番鍛冶」相關的刀,大多是出自與御番鍛冶同一系譜、同一傳法相連的備前一文字、粟田口、青江等時代相近流派之作,需注意的是,這並不能直接證明個別刀本身曾上赴御番鍛冶之番。
因此,在檢討此類系譜的刀時,除了來歷與傳來的記錄之外,還需以日本美術刀劍保存協會(NBTHK)等鑑定機關發行的鑑定書所記載的時代、國別、極銘為基準,審辨資訊得到佐證的範圍,此一態度不可或缺。鑑定書中有極定至個別刀工名的,也有僅限於流派、時代範圍的,理解其差異後把握作品的定位,正是正確踏承御番鍛冶制度歷史價值的收集、鑑賞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