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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為示意圖。元祿年間(1688〜1704年)是江戶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治世重疊的繁榮時代。在漫長的和平之中,商業蓬勃發展,町人文化盛開。以上方為中心誕生的元祿文化,孕育了浮世繪、歌舞伎、俳諧、人形淨瑠璃等多元藝術,同時也為刀劍與刀裝具的世界帶來了巨大的變化。
在沒有戰亂的時代,刀從「實戰用具」逐漸轉變為「彰顯身分的禮裝品」,比起刀本身的形態,「拵(koshirae)」——刀裝具整體的美學價值——更加凸顯於前。對元祿時期的武士而言,刀既是武器,同時也是時尚的象徵。
元祿時期,重點逐漸從鍛造刀身轉移至刀裝具的精緻化。刀裝具有以下幾種類型,以後藤家為首,眾多金工師競相製作。
尤其後藤家在赤銅魚子地(shakudo-nanako-ji)上施以雕刻的技法,在這個時代廣受上層階級的追捧。
另一方面,在町人階層中,元祿崇尚華美的氛圍催生了「炫耀性」的拵。漆鞘上點綴蒔繪與金粉的華麗脇差蔚為流行,也成為後來享保年間強化「奢侈禁止令」的原因之一。
武家的美學意識也發生了變化。以細川家(肥後)為中心發展的「肥後拵」,反而追求樸素質實之美。鐵地帶弧度的鐔、籐卷(tōmaki)的柄、素面漆鞘的簡約構成,作為對過度裝飾的反思而受到武家喜愛。肥後拵在元祿的絢爛文化之中,作為彰顯武家矜持的反向風格而廣泛滲透。
元祿時期在刀工(kaji)的技術上屬於「新刀(shintō)」後期。代表這個時期的刀工,有大坂的津田越前守助廣的弟子輩刀工們活躍其中。繼承助廣「濤瀾(tōran)亂」技法的刀,廣受上方富裕階層青睞,另一方面,江戶則有長曾袮虎徹之後的名工們持續打造兼具實用性與美感的刀。
元祿時期,被譽為新刀時期巔峰的巨匠、越前守助廣(二代)已然辭世(1682年歿),緊接其後的元祿年間,正是弟子世代所承繼的技術散布各地的時期。
元祿的經濟繁榮也直接帶動了刀裝具產業。金工師、鞘師、柄師、研師等工匠的工作量增加,尤其在大坂、京都,以專業工坊密集的工匠街得到發展。金工職人靈活運用金、銀、赤銅、四分一(shibuichi)等合金,量產精密雕刻的刀裝具。
另一方面,人們也開始擔憂量產導致品質下滑。後來享保年間(1716〜1736年),德川吉宗以「享保改革」管制奢侈,對裝飾過剩的拵之需求逐漸平靜,但元祿時期所培育的技術基礎,仍為後世的刀裝具文化所繼承。
元祿時代是日本刀脫去「兵器」的身份認同,確立「藝術品、文化財」地位的轉換期。鐔與目貫的精緻雕金技術、漆鞘的蒔繪裝飾、鞘師、柄師、金工師協作的拵產業的確立——這些全都是元祿時期的經濟繁榮與文化成熟所孕育的成果。現代刀裝具鑑賞、收藏的原點,正是置於這個時代之中。
為元祿金工世界帶來最大變革的,是橫谷宗珉(Yokoya Sōmin,寬文10年〔1670〕〜享保18年〔1733〕)。在後藤派修業的宗珉,於元祿3年(1690年)前後獨立,脫離師門家風,創始了「町彫(machibori)」。相對於後藤家恪守赤銅魚子地上動植物高彫的定型,宗珉則去除了材質、構圖、題材的限制,自由組合透雕、布目象嵌、片切彫。這一轉換不僅向武家,也向富裕的町人階層開放了刀裝具之美,是元祿文化「開放性」在金工世界的體現。宗珉的門流作為江戶橫谷派傳承於後世。
談及元祿時期的刀劍界,大坂新刀的巨匠津田越前守助廣(1637〜1682)不可或缺。助廣以新刀時期代表性的「濤瀾(tōran)亂」刃文的創始者而聞名,作為大坂城代青山宗俊的御用刀工而活躍。然而他於天和2年(1682年),以46歲之年輕辭世——正是元祿年間(1688〜1704)開始前6年之事。如既有本文所述,元祿時期正是助廣弟子世代繼承師傳「濤瀾亂」技法散布各地的時期。助廣的技法遺產流傳至元祿的富裕階層,成為上方刀劍文化的核心。
在元祿時期上流武家社會中高居刀裝具頂點的,是後藤家。自初代、祐乗(1440〜1512)以來,後藤家歷代侍奉足利、織田、豐臣、德川的當權者,共17代,獨占將軍家三所物(目貫、小柄、笄)御用約400年。元祿時期的後藤家當主代代恪守稱為「家彫(iebori)」的赤銅魚子地高彫定型,持續供應大名家的進獻品及儀禮用最高格式品。後藤家的作品亦大量收藏於歐美美術館,其國際評價至今不可動搖。
元祿文化留給刀裝具世界的遺產,可整理為三點。
縱使元祿的繁榮結束、享保改革管制奢侈,這個時代所培育的技術與美學意識並未消失,成為此後日本刀裝具文化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