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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為示意圖。始於1467年的應仁之亂(1467〜1477年),從根本上改寫了日本刀劍產地的地圖。尤其是文明期(1469〜1487年)至延徳期(1489〜1492年)的約20年間,是發生刀工大規模移動與產地重編的歷史性轉換期。
最大的變化,是長期以來身為日本刀中心地的京都的衰落。成為應仁之亂主戰場的京都,刀鍛冶的工坊大量燒毀,眾多有力刀工被迫逃往他國或歇業。以山城國(現京都府)為據點的三品派、堀川系刀工亦不例外,據傳京都的刀工人口減少至亂前的數分之一。
在應仁之亂中存活下來的刀工所選擇的移居地中,最為重要的是備前國長船(現岡山縣瀨戶內市長船町)。長船是自鎌倉時代延續至今的刀劍產地,孕育出光忠、長光、景光、兼光、長義、盛光、康光等知名刀工。
文明期以降,刀工向長船的集中明顯加速。其背景有複數要因。
文明、延徳期的備前刀(即所謂「文明備前」「應永備前」的下一世代),在技術上亦發展出獨特的特徵。
刃文(hamon)的多樣化是其代表例。在鎌倉時代備前刀代名詞「丁子亂(choji midare)」之外,以下刃文開始受到喜愛。
這與戰亂時代重視實戰用途有關。
身幅的變化亦十分顯著。文明期以降的備前刀,相較於鎌倉、南北朝時代豪壯的刀,身幅趨於窄小,重量有所減輕。這被認為是順應戰國初期徒步戰成為主流的戰術需求所致。
此外,量產體制的確立也是文明期的特徵。為了應對大量訂單,工坊內部推進了分工,不再由一名刀工負責全部工序,而是整備了由專門職人分別負責荒造、火造、燒入、研磨等各工序的體制。
與集中於長船並行,應仁之亂後的刀工移動還有另一股動向。即流入美濃國(現岐阜縣)、越前(現福井縣)、薩摩(現鹿兒島縣)。
| 地域 | 主要流入來源 | 特徵、成果 |
|---|---|---|
| 美濃國(現岐阜縣) | 京都、大和 | 室町時代後期,齋藤氏、土岐氏等戰國大名積極庇護,進而形成「美濃傳」獨特的刀劍文化。關鍛冶急速興起,至後來的戰國時代成為最大刀劍產地之一 |
| 越前(現福井縣) | 大和、山城 | 藤島友重系統的刀工紮根於此,形成北陸的刀劍文化 |
| 薩摩(現鹿兒島縣) | 大和、備前 | 遠離中央的地理條件反而發揮作用,在島津家庇護下奠定了獨特刀劍文化「薩摩新刀」的基礎 |
這個時代的刀劍流通也發生了巨大變化。京都刀劍市場縮小的同時,各地誕生了新的流通據點。
備前方面,以長船為起點,透過瀨戶內海的海運路線,刀劍流通趨於活躍。擔負向四國、九州、畿內供應刀劍的,多半是稱為「刀屋(katanaya)」的中間業者。
此外,戰國大名大量發注開始主導市場,也是這個時代的特徵。有力大名為了向麾下武士配給刀劍,一次發注數十振、數百振的情況日益增多,這也推動了長船量產體制的確立。
文明、延徳期的刀工再配置,直接連結至現代日本刀產地的分布。現今仍有眾多刀匠聚集之處,正是因為繼承了這個時代所形成的產地集積結構。
也可以說,應仁之亂這場破壞性的戰亂,弔詭地孕育了刀劍產地的近代集積結構。文明、延徳期刀工的移動與再配置的歷史,也是日本刀這一文化在激動時代中得以存續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