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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15–16, 1863 (Bunkyū 3, 7th month, 2nd–3rd day)
鹿兒島灣(鹿兒島市沿岸)及鹿兒島城下
勢力
Satsuma Domain
British East India Squad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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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久3年(1863年)8月15、16日(舊曆7月2、3日),在鹿兒島灣,薩摩藩與英國東洋艦隊激烈衝突的「薩英戰爭」,是幕末日本的攘夷運動與列強近代軍事力正面衝突的最戲劇性事件之一。此戰爭的直接契機是前年文久2年(1862年)8月發生的「生麥事件」。
文久2年(1862年)8月21日(舊曆),薩摩藩主後見人・島津久光的行列通過東海道・生麥村(現・橫濱市鶴見區)之際,騎馬試圖橫穿行列的英國人商人查爾斯・理查德遜被藩士斬殺。其他2名英國人也遭受傷害。此事件成為幕末攘夷運動實際奪去外國人生命的首起重大事件。英國政府向幕府及薩摩藩要求鉅額賠償金(幕府10萬英鎊,薩摩藩2萬5000英鎊)與犯人的懲罰。幕府同意賠償,但薩摩藩始終堅決拒絕支付。
文久3年(1863年)7月(舊曆),由奧古斯塔斯・庫珀提督率領的英國東洋艦隊7艘出現在鹿兒島灣,向薩摩藩下達最後通牒。要求是①賠償金的支付②理查德遜殺害犯的處罰③道歉三點。薩摩藩拒絕此要求,談判破裂。英艦隊於7月2日(舊曆)奇襲式拿捕薩摩的汽船3艘(天佑丸・青鷹丸・白鳳丸)。薩摩砲台對此挑釁行為立即開始砲擊,戰爭開始。
薩摩側的砲台由配置在鹿兒島灣岸30門以上的大砲組成,其中多數是西方式的鑄造砲。英艦隊遭遇比初期預期更激烈的抵抗。薩摩砲台的猛烈砲擊造成英國旗艦「尤里亞拉斯」重創,艦長喬斯林上校與副長威爾莫特中校被砲彈直擊戰死,發生衝擊性事態。英艦隊全體死者13名,重傷者約50名。另一方面,英艦隊也進行反擊,砲擊鹿兒島市街,燒毀薩摩藩的倉庫・工廠・集成館(島津家的近代工廠群)等。薩摩軍被拿捕的汽船3艘也被焚毀。薩摩側損害死者5名(一說為7名),負傷者眾多,市街一部焚失。
被英艦隊砲擊摧毀的「集成館」是薩摩藩主・島津齊彬在幕末建設的近代產業設施群,包含日本首批西方式工廠・製鐵所・玻璃工廠等先進設施。集成館是日本獨自探索近代化的象徵性場所,它被西方軍艦摧毀這一事實對薩摩的尊攘派造成深刻衝擊。然而諷刺的是,此摧毀本身成為教導薩摩「攘夷的不可能性」的最大老師。集成館戰後得以重建(現今的尚古集成館),薩摩轉向更全面的西方技術導入・近代化路線。
薩英戰爭的結果,薩摩藩支付表面上的賠償金(2萬5000英鎊)(實際上挪用從幕府借來的資金),英薩關係急速改善。1864年以後,薩摩從英國購入最新式汽艦・武器,從英國軍事顧問團學習軍事技術。薩摩的領導人從僅7艘英艦隊造成如此損傷這一事實中得出結論:「攘夷是不可能的,不導入外國技術實現富國強兵,日本將免不了亡國」。此認識導致薩摩其後對薩長同盟(1866年)・大政奉還(1867年)・明治維新(1868年)的積極參與。
薩英戰爭中薩摩藩士的戰鬥也實際顯示了日本刀作為武器的時代限制。在鹿兒島灣的砲擊戰中,薩摩藩士的太刀・打刀毫無用處。戰爭的主角是大砲、汽艦與西方式軍事技術。然而此認識並未否定日本刀的價值。薩摩的武士文化培育了薩摩示現流(自顯流)這一獨特劍術,「不要接示現流的初太刀」到令其他藩警惕的強烈刀法,正是薩摩武士氣風的本身。薩英戰爭之後,薩摩藩士仍然佩刀,繼續示現流的修煉。在薩英戰爭後薩摩藩推進的近代軍備增強中,刀仍然是士族的精神支柱。在其後的西南戰爭(1877年)中,薩摩示現流劍士表現的白刃戰中的驚人力量是此薩摩刀文化的終極表現。薩英戰爭在日本刀劍史上不是「刀為主角時代的終結」,而是「持刀武士成為邁向近代化主體的轉折點」。被大砲與汽艦擊敗的薩摩武士並未放棄刀,而是一邊持刀一邊學習西方技術,承擔引領日本近代化的角色。
小松帶刀是薩英戰爭後英薩交涉的樞紐重臣,親自佩刀並承擔外交事務。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五代友厚等薩摩的志士們也將薩英戰爭的經驗作為直接養分,踏上富國強兵的路線。他們所持的刀現今仍在各地博物館・寄贈處傳承,傳述著幕末薩摩的刀劍文化。
五代友厚(1836~1885年)後來以對大阪財界發展的貢獻而為人所知的實業家身分為人所知,但在薩英戰爭中有被英國艦拿捕成為俘虜的經驗。此俘虜經驗促使他前往英國留學・習得近代經濟學,最終為大阪商工會議所(前身)的設立等近代日本經濟基礎的構築而盡力。一個人被培育成近代人,正是因為這種幕末獨有的諷刺經驗——佩著刀被囚禁在英國汽艦的艦內。
薩摩藩從戰國時代起就與葡萄牙貿易頻繁,也以種子島是首次傳來火繩槍的地點(天文12年・1543年)而聞名。但另一方面,薩摩的刀工也獲得了獨自發展,被稱為薩摩新刀(薩摩傳)的一派刀劍具有兼備實用性與銳利度的獨特樣式。與示現流劍術相結合而培育的薩摩刀文化延續到幕末。在薩英戰爭中作戰的薩摩藩士中的許多人都佩著這樣的薩摩傳刀站在鹿兒島灣岸的砲台上。
薩英戰爭以短期武力衝突而結束,但其歷史影響極大。第一,薩摩藩的對外政策從攘夷根本轉換到開國・倒幕。第二,薩摩與英國的接近成為與長州藩薩長同盟成立的遠因。第三,英國開始將薩摩評價為對抗幕府的有力勢力,對日本內政施加一定影響。鹿兒島市內現仍有傳述薩英戰爭砲擊戰痕跡的史跡,尚古集成館(集成館跡)於2015年被登錄為世界遺產「明治日本的產業革命遺產」的構成資產。至今仍留下砲彈碎片的城壁與英艦曾停泊的灣岸傳述著幕末的激動。薩英戰爭4年後的明治元年(1868年),由薩摩藩主導的戊辰戰爭令德川幕府滅亡,明治維新得以成就。薩英戰爭位居其出發點,是幕末最大的轉折點之一。
另,於慶應元年(1865年)竣工的「集成館機械工場」(現存的石造工廠棟)是薩英戰爭砲擊焚失的舊集成館的重建・近代化版本,現仍存在於尚古集成館的隣側。薩英戰爭的砲火燒毀的東西,薩摩人用西方技術重建了——此象徵性事實簡潔地說明了明治維新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