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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4 – April 4, 1609 (Keichō 14) — from the fleet's departure at Yamakawa to the surrender of Shuri Castle
琉球王國、首里城及沖繩本島其他地區(現沖繩縣那霸市)
勢力
Satsuma Domain (Shimazu clan) forces
Ryukyu Kingdom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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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長十四年(1609年)三月,薩摩藩主島津家久(忠恒)命令家老樺山久高率軍隊入侵琉球王國。約三千兵力自山川港(現鹿兒島縣指宿市)啟航,經奄美大島、德之島、沖永良部島,於沖繩本島北部的運天港登陸,經今歸仁從北向南推進,進逼首里城。四月初旬,首里城開城,國王尚寧下城投降。被帶至薩摩的尚寧其後在江戶謁見將軍德川秀忠,約兩年半後方才獲准歸國。自此事件起,琉球王國遂轉入同時臣屬於日本(薩摩藩、江戶幕府)與中國(明、清)的「日支雙屬」特殊國際地位,並保持此立場至幕末時期。
琉球王國自中世以來,建立起以向明、清朝貢為軸心的獨特對外關係,同時與薩摩島津氏亦有頻繁的交易與往來。雙方關係複雜,既有對立亦有協調,島津氏在保護琉球進貢船、貿易船往來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豐臣秀吉朝鮮出兵(文祿、慶長之役,1592~1598年)期間,島津氏亦向琉球要求負擔軍糧與軍費,惟琉球方面的對應未符島津氏期待。關原之戰後德川家康建立江戶幕府,雖曾構想利用琉球作為與明國復交的中介,惟未能實現。積年怨恨加上島津氏擴大對外貿易利權的野心,導致在幕府默許下琉球出兵得以籌劃。島津氏並以琉球自古為其附庸國作為出兵的名義。薩摩國內對朝鮮出兵後的負擔怨聲載道,軍事遠征亦具有彰顯國威、安定內政之意。江戶幕府默許出兵的背景,包括確認九州南方海域島津氏的勢力,並間接探尋與明國修復關係的契機。
慶長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薩摩軍集結山川港,接受藩主家久的閱兵。三月四日寅刻,軍隊順風啟航,約百艘船隊配備七百餘支火槍,在大將樺山久高、副將平田增宗指揮下南下。三月七日申刻抵達奄美大島深江之浦並制壓該地,島內未遇重大抵抗。在大島逗留後,三月二十日啟航,二十二日經德之島,二十四日經沖永良部島,二十五日傍晚進入沖繩本島北部運天港。自山川啟航迄今約三週,沿島鏈南下的遠征因琉球方面缺乏統一防衛體系,進展順利。奄美、德之島、沖永良部各島雖屬琉球王國領土,惟距王都首里遙遠,防衛體系不完備,遂致薩摩軍快速南下。
運天港登陸後兩日,即三月二十七日,薩摩軍抵達沖繩本島北部要衝今歸仁城。城池已被棄守,薩摩軍縱火焚毀。今歸仁城曾為北山王國王城,十五世紀琉球統一後仍保有北部要塞的地位,其被佔領具有重大象徵意義。軍隊續南下,四月一日未刻抵達那霸港並包圍首里城。琉球方面與薩摩軍進行和議談判,攝政具志頭王子及三司官等作為人質被交出,翌日二日正式交付人質。琉球方面判斷難以繼續抵抗,應諾談判,國王尚寧隨即下城,首里城開城。首里城本身並未成為激烈攻城戰的舞台,而是通過進軍威壓、談判及人質交付而開城,此為該戰役之特點。
開城後,尚寧王被帶往薩摩,五月十五日啟程前往鹿兒島。翌慶長十五年(1610年),於駿府謁見大御所德川家康,八月二十八日於江戶城謁見二代將軍德川秀忠。琉球國王直接謁見將軍、大御所尚屬首次,對薩摩藩具有重大政治意義,足以證明其琉球征服之實績。江戶城謁見以琉球作為異國來朝的名義進行,其後薩摩藩遂將琉球赴江戶朝覲持續作為對幕府忠誠的外交儀式。返回鹿兒島的尚寧被要求簽署承認島津氏為「古來附庸國」的起誓文及確立琉球統治基本方針的「掟十五箇條」。「掟十五箇條」規定將對外貿易置於薩摩統制之下等,構成其後琉球統治的基本框架。
尚寧獲准歸國的時間為被擄約兩年半後的慶長十六年(1611年)。其間薩摩藩通過檢地將沖繩本島以南的石高定為八萬九千石餘,並據此每年向島津氏課徵貢租。那霸設置薩摩藩在番奉行所,對外貿易亦置於薩摩監督之下。與此同時,琉球王國本身並未被解體,尚家王統得以延續,對明(後清)的朝貢關係亦保持不變。其結果為琉球自此保持日本(薩摩藩、江戶幕府)與中國雙重臣屬的獨特政治地位——即所謂「日支雙屬」體制——歷約二百六十年至幕末。此體制對薩摩藩而言,確保了經由琉球進行對華貿易之實利;對江戶幕府而言,則保有對外情報獲取的窗口。琉球王國在保持名義獨立的同時,財政與軍事均受薩摩藩統制,遂步入二重結構的近世歷史。
琉球王國內,尚家王家傳承的寶劍被尊為王權象徵。「千代金丸」「治金丸」「北谷菜切」三振均為尚家代代相傳的名刀,其中治金丸為溯及十五世紀的脇差,相傳十六世紀初由宮古島按司獻予尚真王。此等非戰鬥用具,而是首里城保有的可視化王權、具有儀禮象徵意義的寶物,現藏於那霸市歷史博物館,作為「琉球國王尚家關係資料」的一部分被指定為國寶。1609年侵攻之際,那霸設置薩摩藩在番奉行所,日本本土武家社會所培育的佩刀、刀劍文化遂以異於以往的形式與琉球社會接觸。然而,尚家寶劍被薩摩沒收的記載未見,王統延續之際,此等寶劍作為琉球王權象徵的寶物,得以繼續被保有。薩摩武家以實戰為旨的刀劍文化與琉球以儀禮、王權繼承為旨的寶劍文化的對照,足以從刀劍視角映照此次侵攻所帶來的支配關係的一個側面。琉球侵攻對日本刀的歷史而言,亦凸顯日本刀使用方式的多樣性——不僅作為實戰武器,更作為王權及身分象徵而發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