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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祿12年(1569年)1月5日~6日
山城國京都、六條堀川的本國寺(現、京都市下京區。寺院於1971年遷至山科區)
勢力
足利義昭方(籠城眾、援軍)
三好三人眾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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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祿8年(1565年)5月,13代將軍足利義輝遭到與三好三人眾(三好長逸、三好宗渭、岩成友通)結盟的松永久通等人的軍勢襲擊二條御所,奮戰之後遭殺害(永祿之變)。將軍缺位的室町幕府中,義輝的弟弟一乘院覺慶(後來的足利義昭)還俗,並以下任將軍候選人的身分表明參選,但因三好三人眾的阻撓而無法上洛,只能在各地流浪度日。這期間,三好三人眾擁立義輝的堂弟足利義榮為14代將軍,獨自推行政權運作。
義昭先依靠越前的朝倉義景,之後投靠已控制尾張、美濃的織田信長。信長於永祿11年(1568年)9月奉義昭率大軍上洛,排除三好三人眾與六角氏等的抵抗,在短時間內平定了京都及其周邊地區。同年10月18日,義昭接受朝廷宣下,成為征夷大將軍,以15代將軍之身正式就任。此時被選為義昭臨時御所的,是位於京都六條的日蓮宗寺院本國寺。信長達成上洛目的後,於10月26日返回本國美濃。
信長離開畿內,三好三人眾視之為良機,在河內、阿波方面重整兵力,準備以奪回京都、排除義昭為目的的反擊作戰。永祿12年(1569年)1月4日,三人眾的軍勢開始行動,意在切斷義昭的退路,並於1月5日清晨突入洛中,包圍並攻擊本國寺。三人眾的軍中,還包括因各自緣故而對信長、義昭一方懷有敵意的武將,如被織田氏逐出美濃的齋藤龍興,以及被武田氏逐出信濃的小笠原貞慶(及小笠原信定)等人。軍記『足利季世記』將其總數記為「一萬餘人」。
本國寺中除了義昭本人,還駐守著上洛以來一直負責護衛義昭身邊的明智光秀、幕臣細川藤賢等人。此本國寺之變,也以明智光秀在史料中可確認的早期軍事行動記錄而為人所知。寺院的防禦絕不充分,但光秀等人以寡兵奮戰,撐過了一夜的攻防。
本國寺遭急襲的消息,迅速傳到了靠近義昭一方的畿內諸將耳中。1月6日,河內的三好義繼(三好本家當主,當時已轉向信長一方)、細川藤孝、攝津的池田勝正、荒木村重等人的軍勢相繼集結於桂川周邊,形成從背後夾擊包圍本國寺的三人眾軍之態勢。遭受夾擊的三好三人眾軍全面潰散,向四國方面敗走。據傳此戰中站在三人眾一方的小笠原信定戰死。信長本人當時身在美濃,接到此急報後,冒著雪深的山路急率軍隊趕赴京都,但據說抵達時戰鬥已經結束,這樣的軼事也流傳下來。
本國寺之變暴露了義昭身邊警衛的脆弱,信長藉此機會推出了加強控制將軍權力的政策。永祿12年1月14日及16日,信長禁止幕臣的非行與專斷行為,制定了對將軍行使政務施加一定框架的「殿中御掟」,並讓義昭予以承認。此舉被評價為信長、義昭關係中主導權大幅向信長一方傾斜的一大轉折點。
此外,信長為取代防禦脆弱的本國寺,下令於舊二條通附近建造一座配備堅固石垣與護城河的新御所(二條御所),並從諸大名、寺社動員資材與勞力,據傳僅用不到3個月便告完成。同年4月,義昭遷入此二條新御所,此後一段時間內,在信長政權之下維持了作為將軍的體制。
本國寺之變作為單次軍事衝突,規模雖相對較小,但從織田信長與足利義昭的權力關係,以及明智光秀的政治崛起兩方面來看,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對信長而言,此事成為利用將軍的軍事脆弱性作為加強統制之藉口的契機;對光秀而言,則成為確立其作為義昭直屬武將地位的早期實績。事件之後,信長、義昭與毛利氏的外交關係得到強化,牽制三好氏於四國方面的體制,一直持續維持到天正4年(1576年)左右。
這一系列經過記錄於『信長公記』『足利季世記』等多種史料中。雖然參陣諸將的組成與兵力規模在史料之間存有若干出入,但本國寺之變作為顯示義昭政權之脆弱與信長權力急速擴張過程的象徵性事件,在戰國時期政治史研究中始終佔有重要地位。
本國寺的攻防戰是在寺院這一有限空間內的近身戰鬥,可認為主要是以太刀、打刀進行的白兵戰。日後在本能寺之變中站在歷史轉折點上的明智光秀,其作為武將的足蹟,最早是在本國寺的防戰中留下的,這一點作為追溯佩戴日本刀的武士們人物史的過程,也是頗有趣味的插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