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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awa Ujiteru and Hikogorō died suddenly on the 17th day of the 3rd month of Tenbun 5 (April 7, 1536); the conflict ended with Etan's suicide on the 10th day of the 6th month (June 28, 1536)
駿河國(花倉城、由比城、方之上城,今靜岡縣藤枝市周邊及駿府)
勢力
The faction backing Senkaku Shōhō (Imagawa Yoshimoto)
The faction backing Genkō E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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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五年三月十七日(一五三六年四月七日),駿河國的守護大名、今川家的當主今川氏輝與其弟、被視為後繼者的彦五郎在同一天內相繼急死,發生了前所未有的異常事態。雖然沒有直接記載兩人死因的可靠史料,但從記錄甲斐國疫病流行的《勝山記》等文獻記載來看,陪同北條氏綱訪問的兩人因感染疫病的說法廣為接受。雖然也有暗殺論,但今川家失去當主和繼承人這種前所未有的局面本身,被普遍認為是由於兩人經常一起行動而導致的自然死亡。
今川家作為足利將軍家的旁係名門守護大名家而為人所知,統治著駿河和遠江兩國。氏輝、彦五郎的急死使得這個名門今川家陷入無家督繼承人的局面。氏輝沒有正嫡男子,家中對於誰應該成為下一任當主,在氏親側室所生的庶子中應如何選擇而陷入分歧,家中最終分裂為兩股勢力。守護大名家當主的急死容易招致家中分裂和外部勢力的介入,花倉之亂也正是這一典型事例,時至今日仍以此方式被談論。
今川氏輝在父親今川氏親於大永六年(一五二六年)六月去世時僅十四歲。因此,氏親的正室壽桂尼用自己的印鑑「歸」簽署公文,在氏輝十六歲之前的約兩年間,實質上掌管了今川家的國務。據確認現存的壽桂尼簽署的二十五份文件中,有十三份出自氏輝時代,足見壽桂尼在今川家中的政治影響力之大。在氏輝、彦五郎急死後的繼承人選定這一重大關頭,壽桂尼也被認為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壽桂尼從氏親時代起就嫁到今川家,據說出身於京都公家中御門家,以引入駿河的宮廷文化和在外交活動中的重要人物而為人所知。
作為家督候選人出現的是今川氏親的五子、入駿河善得寺出家的栴岳承芳(後來的今川義元)和同為庶子、入花藏遍照光寺出家的玄廣惠探兩人。據說在氏親生前,承芳的家督繼承順位就高於惠探。擔任承芳教育師傅的臨濟宗僧人太原雪齋和今川家臣岡部親綱等人支持其擁立,相模國的北條氏綱也提供了後援。
與此相對,擁立惠探的是惠探的生母娘家、今川家旁係福島氏。以福島越前守、福島彌四郎為首,他們將惠探迎入花倉城並擺出對抗的姿態。福島氏在今川家中擁有一定的勢力,作為外戚,通過擁戴惠探來維持自己的發言權。惠探本人入佛門,擔任遍照光寺的住持,在被牽連進家督爭奪之前一直是僧籍身份,這一點與出家在善得寺的承芳有著共同的身份背景。戰國時代的守護大名家中,經常看到家督繼承順位較低的庶子被預先送入寺院出家的慣例,承芳、惠探兄弟也是在這種慣例下出家,卻由於主家系統的斷絕這一非常事態,被迫回歸塵世成為家督候選人。
天文五年五月二十四日(一五三六年六月十二日),為收拾局面而努力的壽桂尼試圖說服福島越前守,但未成功。翌五月二十五日(六月十三日),兩陣營終於在駿府交戰,福島越前守撤退至久能城。戰亂隨後擴大到由比城、方之上城、花倉城,發展為涉及駿河國中部至遠江國境廣大地區的內亂。
心感擔憂的壽桂尼向其後援者、相模的北條氏綱請求援軍,北條方應命派遣大軍至駿河。在這支援軍的幫助下,承芳方確立了軍事優勢,加強了對惠探方的攻勢。今川、北條兩家自氏親時代以來已多次建立親族和同盟關係,這次請求援軍和派遣援軍的行動,再次表明了兩家聯繫的深厚。
天文五年六月十日(一五三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承芳方的岡部親綱對方之上城發動攻擊並將其攻陷,隨後乘勢向惠探方最後的據點花倉城發動總攻擊。花倉城很快陷落,惠探逃出城堡,逃往遠江國瀨戶谷(今靜岡縣藤枝市)的普門寺,但最終被追至此地自刃身亡。支持惠探的福島一族的主要人物在這場戰爭中幾乎喪失了勢力。花倉城、由比城、方之上城都位於今靜岡縣中部,戰線在駿府東西兩側展開,說明了這次亂的規模之大。惠探在花倉城南方山間的普門寺自刃身亡,表明承芳方的掃蕩是多麼徹底。
隨著惠探的自刃,這場歷時約三個月的家督爭奪宣告結束。勝利的承芳還俗,於天文五年八月五日正式自稱「今川義元」並繼承了今川家的家督。這一系列內亂後來以交戰雙方爭奪的地名「花倉」而被稱為「花倉之亂」。
關於這次亂中壽桂尼的立場,研究者之間看法不一。廣為人知的是壽桂尼令惠探還俗並以義元的身份擁立他的說法,但根據當時記錄《高白齋記》中的記載和關於彦五郎死亡真相的解釋,也有異說認為壽桂尼並非支持實子義元,而是支持玄廣惠探方,但尚未得出確定的結論。關於亂的名稱,後世的編纂著作和地方傳承中也有「花藏之亂」「花倉之亂」等不同表記,但都源於交戰雙方爭奪的駿河國花倉這一地名。
通過花倉之亂確立了家督的義元,在重用太原雪齋的同時推進了領國經營,並向甲斐的武田氏尋求同盟關係。歷史研究者圓島和洋推測,對武田氏的這種同盟選擇,可能帶有對後援其家督繼承的北條氏綱的牽制意味。但這種對武田氏的接近導致了與北條氏綱關係的惡化,後來成為了涉及駿河、相模、甲斐三國的河東一亂的遠因。
通過花倉之亂加強了家中統制的義元,隨後推進了對三河、尾張方面的勢力擴大,開創了導向後來桶狹間之戰的今川家最盛期。一直支持義元的太原雪齋作為外交僧也展示了手腕,深入參與了後來今川、武田、北條三家同盟(即所謂的甲相駿三國同盟)的成立,承芳陣營在花倉之亂中得到的雪齋的支持,成為了其後今川家整個外交路線的決定性要素。作為今川家家督繼承中最大的內訌,花倉之亂向人們展示了守護大名家當主急死的風險,以及後見役和外戚的去向如何決定了重大政治後果,時至今日仍是研究者們持續關注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