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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為示意圖。對馬位於九州與朝鮮半島幾乎正中間的島嶼,江戶時代全境均為宗氏治下的對馬藩領地。此地多山,耕地匱乏,單靠稻米收成無法維持藩財政,因此宗氏自古便以與朝鮮半島的交易維繫藩的生計。正是這一地理條件,使對馬藩成為江戶幕府唯一對朝鮮外交、貿易的窗口。
談及刀劍歷史,人們往往目光集中在京都、鎌倉、備前等國內產地或合戰故事,但江戶時代的日本刀也經由對馬藩與朝鮮半島相連。了解這段對外交流的實態,有助於將日本刀不僅視為國內自成一格的工藝品,更理解為置身東亞外交、貿易網絡中的器物。
豐臣秀吉發動的文祿、慶長之役(1592〜1598年)使日本與朝鮮的關係急劇惡化。兩國邦交事實上陷入斷絕,對馬藩的貿易收入也遭受重大打擊。
德川家康掌握政權後,對馬藩主宗義智多次與朝鮮方面交涉以謀求恢復邦交。最終於1609年(慶長14年)締結了己酉約條,對馬藩獲得重啟與朝鮮貿易的特權。這一條約在制度上確立了對馬藩作為江戶幕府與朝鮮王朝之間「窗口」的地位。
經由己酉約條邦交正常化後,朝鮮王朝開始在將軍更替等重要時節派遣稱為「朝鮮通信使」的正式外交使節團赴日。1607年至1811年間,通信使多次來日,組成盛大的行列前往江戶。
對馬藩在通信使來日之際,一手承擔了嚮導、護衛與翻譯的職責。宗氏家臣中代代皆有精通朝鮮語者,外交文書的往來與禮儀程序也由對馬藩負責實務。通信使一行前往江戶的旅程,對沿途各藩而言也是一大盛事,同時也成為日本國內接觸朝鮮文化的機會。另,1811年最後一次使節,因江戶幕府財政等原因,改以在對馬而非江戶接待的「易地聘禮」形式舉行。
成為對馬藩貿易實務據點的,是設於朝鮮側釜山的「倭館」。倭館中常駐有對馬藩士及商人,他們與朝鮮側的窗口機關往來,進行公式、非公式的交易。
這一交易中,日本方面帶來銅及在日本國內加工的工藝品等,朝鮮方面則將棉布、高麗人參、大藏經等物品帶回日本。刀劍與刀裝具方面,日本製的刀及小道具也作為倭館交易品目之一受到處理,對馬藩在日朝間物流中扮演了一定角色,這一點已為人所知。江戶時代的日本刀不僅面向國內市場,也與這樣的對外交易路線相連接,這是思考日本刀流通史時容易被忽略的一面。
在日本武家社會中,以太刀作為正式贈答品的「進物」作法自古便已根深蒂固。將軍或大名之間進行儀式性贈答時,以太刀附目錄贈送的「太刀目錄」慣例便是其代表。
在對馬藩所承擔的日朝外交場合,記錄顯示刀劍也作為這類武家禮儀的延伸成為贈答對象。不過,各次使節分別贈送了何種太刀的具體細節,有許多仍需史料加以確認,本文在此僅希望點明「刀劍作為正式外交禮儀一部分的文化土壤,在江戶時代的日本確實存在」這一點。
對馬藩介入的日朝關係,可歸納為以下要素:
對馬藩的日朝外交、貿易路線,說明了日本刀在江戶時代並非僅在國內完結的工藝品,同時也是被納入東亞國際關係中的交易品。在鑑賞、收集刀劍時,了解一振刀劍是在怎樣的時代、怎樣的流通網絡中被製作與使用的歷史背景,不僅能感受其作為器物的價值,更能享受歷史縱深所帶來的樂趣。
在關注刀劍走過的歷史背景的同時,比較各件出品作,想必能以迄今不同的視角感受一振刀劍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