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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為示意圖。天正16年(1588年)7月8日,豐臣秀吉頒布了「刀狩令」。一般教科書多以「從農民手中沒收刀劍」加以說明,但法令的實際內容更為複雜且有所限制。
法令的主要條款可歸納為3點。
值得注意的是,此法令並非以「使刀劍從全國消失」為目的。武士(侍)仍繼續獲准佩刀,被禁止的是農民、僧侶、町人等非武士身分的武裝行為。刀狩令是「誰能持刀」這一所有權的身分獨占化,而非減少刀劍的絕對數量。
刀狩令並非單獨出現,而是與天正13年(1585年)的「惣無事令」、天正16年(1588年)的「海賊停止令」相互聯動的一連串社會秩序形成政策的一環。
此前的戰國時代,農民武裝,一再發動「土一揆」「國一揆」「一向一揆」等集體武裝蜂起,武士與農民的身分界線相當流動。如加賀一向一揆(1488〜1580年),農民、僧侶建立的武裝政權存續了近100年。
刀狩令確立了「武士=可佩刀、農民=不可佩刀」的法律二分,此區分成為江戶時代士農工商制度的基礎。佩刀作為身分證明——武士藉由佩刀可視化地彰顯武士身分的文化——是在刀狩令之後才具有制度性意義的。
刀狩令為日本刀的生產、流通結構帶來了什麼樣的變化?
戰國時代的刀劍需求,不僅來自武士,農村的土豪、大百姓、地侍所承擔的部分也相當大。各地農村共同體為自衛而武裝,備置刀、槍、弓被視為「村落的防衛成本」,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刀狩令之後,此農村武裝需求迅速消失。特別是打刀、脇差的農村銷售管道中斷,價格帶較低的「數打物」(量產廉價刀)市場縮小。刀劍市場迅速轉換為專為武士身分服務的專屬品市場。
另一方面,作為武士身分象徵的刀,其品格與美術價值受到強調,觀賞用、儀禮用高品質刀的需求隨之增加。隨著豐臣、德川政權的權威確立,將軍、大名、旗本向名匠委託鑄刀的「御用刀工」制度得以整備,刀工的社會地位也隨之提升。
刀狩令中明確記載,沒收的武器將用於「方廣寺大佛的釘子、扒釘」。然而,全國各地農民的刀是否真的直接用於大佛鑄造,史料上的佐證相當有限。
各地代官、奉行回報刀狩實施情況的記錄雖然保存至今,但顯示沒收數量、品質及其後處理詳情的一次資料相當少。根據中世史家的研究,實際的刀狩實施程度因地區而異,在大名支配所及之處得到徹底執行,但在山間地帶、離島等地,有事例確認僅作形式性實施。
農民所持的刀多為「實用農具的延伸」般的粗劣品,與刀劍業界流通的商品「日本刀」在品質上混有不同等級的可能性相當高。
刀狩令頒布後不久的文祿、慶長期(1590年代〜1600年代初期),恰逢出兵朝鮮(文祿、慶長之役,1592〜1598年)這一大規模軍需,刀劍需求一時急增。兵力動員規模達15〜16萬人,武器調達需求達到空前的規模。
然而,隨著慶長5年(1600年)的關原之戰、慶長20年(1615年)的大坂夏之陣終結戰亂,軍事需求急劇減少。刀工不得不將生產重點從「戰爭需求的刀」轉換為「和平武士社會的象徵性刀」。
這一轉換也是「新刀(慶長以後的刀)」與「古刀(慶長以前的刀)」區分在意義上生成的原因之一。刀劍評價的軸心從「實戰的可靠性」轉向「地鐵、刃文的美學品質、刀工的聲名」,這與刀狩令→兵農分離→元和偃武(1615年)這一連串的和平化進程密不可分。
戰國時代的刀劍流通是行商人、市場、刀屋混雜的多層次市場。農民、商人、寺社等也參與刀劍交易,但刀狩令之後,買家被限定為武士身分。
這種「顧客縮窄」對刀劍流通業者而言是一把雙刃劍。顧客數量急劇減少,但留下的顧客(武士)開始追求高品質、高單價的刀,每件交易單價隨之上升。刀劍商的專業化、高級化進展,京都、江戶、大坂等主要都市的刀劍商集中也是在這個時代。
刀狩令是史上第一個關於日本刀社會定位的綜合性法規制。國家決定「誰能持刀」的思想,可謂明治的廢刀令(1876年)、現代的銃砲刀劍類所持等取締法(銃刀法)等「刀劍法律規制」的原點。
在現代日本,持有、買賣日本刀需要向教育委員會申辦登錄證,持有未登錄刀劍屬違法行為。「持刀需有正當理由及手續」這一思想的出發點,正在於1588年刀狩令所確立的「唯有特定身分才能持刀」這一社會規範。
對刀劍業界而言,刀狩令並非單純的歷史事件,而是成為現代市場結構(限定於武術、美術、收藏目的的需求)遠因的制度變革。當時「農村廉價刀市場的消失」正是今日「日本刀=特別所有物」這一品牌形象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