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消息 — 最新入荷資訊請查閱商品目錄。 查看 →
※圖片為示意圖。數打(kazuuchi)是室町時代後期至戰國時代,為應對戰亂所帶來的大量需求,以簡略工序量產的實用刀之總稱。此詞與逐一精心鍛造的「注文打」相對,主要在備前長船、美濃關等產地大量生產。本稿將從史料解讀此數打刀誕生的背景與實態,以及其對刀劍史的影響。
1467年(應仁元年)爆發的應仁之亂,是令京都化為焦土長達11年的大亂,同時也是大幅改變日本刀歷史的轉捩點。此前刀劍的需求以武家正式佩刀及奉納寺社的名刀製作為中心,刀匠以少數精英精心製作為宗旨。然而應仁之亂以降,延續至戰國時代逾百年的戰亂,對實用刀的需求達到前所未有的規模。
足輕(ashigaru)、地侍(jizamurai)等從前無法持刀的下層武士及農民出身的士兵大量出現於戰場,安價且實用的打刀(uchigatana)需求急增。有力大名為整備麾下數萬人軍勢的裝備,向各產地大量發訂,刀匠們不得不轉向以數量優先於品質的生產體制。
「數打(kazuuchi)」是指與不惜時間和技術傾注於一振之刀的名工作風相對,以效率為重大量打造的刀。應仁之亂以降量產的數打刀,其特徵如下。
象徵備前長船銘問題的是「集團銘制度」。人氣最高的祐定(sukesada)之銘,據稱由同工房50名以上的刀匠共用,同銘之刀僅戰國期便流通了數萬口以上。長船產地整體的戰國期推估總生產數據稱逾100萬口,顯示了當時日本刀產業的工業規模。
然而,將所有數打刀一概斷定為劣質品是錯誤的。熟練刀匠的工房在合理化工序的同時,仍生產著維持最低限度品質的刀,現代仍有不少戰國期的數打刀能獲得鑑定書(保存、特別保存程度)。
室町、戰國時代的另一個重大變化,是原本集中於畿內與備前的刀匠分散至全國各地。各地的戰國大名獨自招聘或培育刀匠,試圖在領國內構建自給體制。
美濃國(現岐阜縣關市周邊)即是其代表例。自鎌倉末期至南北朝遷居的刀匠們以關(seki)為中心定居,應仁之亂以降以美濃傳刀工群的形式迅速擴張勢力。以「關的孫六(magoroku)」為異名的兼元(kanemoto)及兼定(kanesada)等人所打造的刀,以堅韌實用著稱,深受戰國武將愛用,以「美濃物(minomono)」之名流通全國。
薩摩(鹿兒島縣)在島津氏的庇護下,波平(naminohira)派長久維持命脈;東北地方的伊達氏則召聘刀匠,形成了「仙台刀(sendaito)」的傳統。
貫穿室町時代的刀劍生產雙璧,是備前國(現岡山縣瀨戶內市周邊)的長船(osafune)派,以及山城國(京都府)承繼粟田口、來(rai)派流脈的刀匠們。
備前長船自鎌倉時代以來是最大的刀劍產地,據稱室町期一派之內便密集著數十至逾百名刀匠。建立了原材料採購、鍛冶道具共享、銷售網絡整備等高度組織化的生產體制,以「備前物(bizenomono)」之名享有最高評價,對國內外的出口亦十分興盛。
數打刀的價格行情為數百文至數貫文左右,換算現代價值約相當於8萬至30萬日圓。作為名工注文打的數分之一的低廉價格,是使其得以普及於從足輕至地侍各廣泛階層的經濟背景。此外,美濃產地不僅有打刀,槍、薙刀等長柄武器的需求亦旺盛,關的刀匠們在長柄武器的生產上也確立了穩固的地位。
一方面,山城的刀匠作為室町幕府的御用刀工,向將軍家及有力大名供納被稱為「上作(josaku)」的高品質注文刀。數量雖少,但一振的完成度極高,現代「山城物」仍受到刀劍收藏家的高度評價。
然而應仁之亂以降,京都成為戰場,山城的工房遭受毀滅性打擊,備前壓倒性的量產能力席捲了戰國市場。戰國時代的刀劍產業,是品質與數量相互葛藤的時代。
戰國武將對刀所求並不一致。對以實戰為最優先的武將而言,刀的絕對條件是「不折、不彎、善切」。據稱連織田信長、德川家康這樣的刀劍收藏家,也明確區別了實戰用之刀與賞玩用的名刀。
在刀的價值評價中受到重視的,是「業物(wazamono)」「大業物(owazamono)」「最上大業物(saijo owazamono)」這一切味的格位評定。山田淺右衛門所著《懷寶劍尺(kaihokenjaku)》(寬政9年、1797年刊)對此進行了體系化,但成為其前身的切味評價文化,早在戰國時代便已形成。
美術價值再度受到重視,是天下統一後的安土桃山時代(16世紀後半)以降。豐臣秀吉展開了被稱為「名物狩(meibutsugari)」的名刀收集運動,大名間名物刀的贈答盛行後,刀劍再度將威信財、藝術品的一面推向前台。
室町戰亂所生的數打刀,可謂日本刀的「影之歷史」,然而若無此,天下人手中名刀的光輝也不復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