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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為示意圖。安土桃山時代(1568〜1615年頃)是織田信長、豐臣秀吉、德川家康三位天下人爭奪霸權的激動時代。這個時代文化的特徵在於「壯大、豪華、強烈的自我表現」。貼滿金箔的安土城、大坂城,絢爛豪華的洛中洛外圖屏風,華美的陣羽織與辻花小袖——武將們將其作為權力與財富的象徵,對一切美術品、工藝品不吝極盡奢華。
這樣的氛圍也一舉席捲了刀裝具的世界。室町時代的刀鐔,以實戰為前提,主流是在厚鐵板上施以簡單透雕的剛健之物。然而隨著戰亂趨於平息,刀的意義從「武器」轉變為「彰顯武士格式的象徵」,對刀裝具的美學需求急速提升。運用金、銀、赤銅(shakudo)、四分一(shibuchi)等貴金屬與合金的裝飾鐔逐漸崛起,鐔開始確立其作為獨立美術工藝品的地位。站在這場變革最前端的,正是以京都為據點的埋忠家。
埋忠家是一個兼具刀鍛冶技術基礎、同時精通刀裝具金工的職人一族,可謂「刀工、金工師兩刀流」。初代埋忠壽慶(活躍於16世紀後半)確立了金工師的家風,繼承其志而集大成者,便是二代埋忠明壽(1558〜1631年)。
明壽不僅是卓越的刀鍛冶,其刀的刃文採用「互目亂」,在現代仍被高度評價為名刀。身為金工師的明壽所作的鐔,以巧妙組合赤銅、山銅(真鍮)、四分一等色金所呈現的色繪平象嵌(iroehirazogan)表現為特徵,體現了桃山期最高水準的技術。後世的鑑定中,持有「埋忠明壽作」刻銘的鐔往往被列於最高等級,現今亦有多件作品被指定為重要美術品、重要文化財。
埋忠派技法上的革新主要可歸納為三點。
安土桃山期另一個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南蠻鐔」的登場。16世紀後半,透過與葡萄牙、西班牙的南蠻貿易,西洋的武器與工藝品流入長崎、堺、平戶等港口城市,其意匠與素材對刀裝具的世界產生了影響。
南蠻鐔有幾個系統。
這些都是當時武將們積極享受異國趣味的物證,也與信長喜好西洋文物的記錄相符。南蠻鐔的存在,說明了桃山金工並非單純傳統技術的延伸,而是建立於與外來文化交流之上的開放性創造。
在豐臣秀吉統一的天下之中,大名、武將競相收集、訂製名刀與名刀裝具。太閤藏入地的龐大收益集中於大坂、京都,並以豐厚訂單的形式回流至一流工藝職人手中。
再加上,秀吉的「刀狩」政策(1588年)推進了兵農分離,矛盾的是,這也促進了刀裝具的美術品化。在僅有武士方可佩刀的社會秩序下,刀被格式化為身分的象徵,對裝飾性的需求進一步提升。埋忠明壽曾作為秀吉與德川家康的御用金工師活動,這一事實說明當時的刀裝具職人佔據著相當於「宮廷工藝家」的地位。
在豐臣政權下的1590年代,大名、武將競相在精緻的刀裝具上投入鉅資。大坂城下聚集了來自各地的金工師,互相競技精湛技藝。桃山期確立的高肉彫與多色象嵌的語法,在江戶初期傳承於京都、江戶、名古屋等各地的金工派,成為石黑派、正阿彌派等後世名流的起點。
德川政權成立(1603年)後,太平盛世延續愈久,刀裝具的美術品特性便愈加強烈。然而其基礎技術與美學規範,無疑是由桃山期的埋忠派所奠定的。明壽的孫子、曾孫世代活躍於江戶前期的史實,也印證了埋忠家的技術遺產跨越多個世代而得以傳承。
安土桃山期是日本刀裝具從「武器的附屬品」蛻變為「獨立美術工藝品」的決定性轉換點。在政治統一帶來的經濟繁榮、南蠻貿易的異文化刺激、天下人強烈的自我表現欲求等複合因素交織之下,以埋忠明壽為首的桃山金工師們,在素材、技法、意匠三個層面完成了革新。
他們所開創的赤銅、四分一色彩世界、高肉彫的立體造形、多色象嵌的繪畫般精緻,成為江戶三百年刀裝具文化的基石,也深深根植於今日鑑賞、研究的評價標準之中。一枚鐔所承載的桃山美學意識,靜靜地向現代訴說著,在戰亂終焉之際的武士們,感受到何為「美麗」,又在何處發現了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