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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為示意圖。談及日本刀的產地,首先被提及的是山城、大和、備前、相州、美濃的「五箇傳」。越中國(現今的富山縣)作為不列入五箇傳的北陸刀劍產地,與鄰接的加賀、能登(現今的石川縣)共同孕育出獨自的刀劍文化。
越中刀劍與五箇傳名產地有所不同之處,在於其形成過程。與備前或相州那種自古代綿延不絕的在地傳統不同,越中刀劍的骨架更多是由在他國習得技術的刀工集團移住後所建立的。其中,從大和國移至越中的刀工流脈,在越中刀劍史上是不可或缺的系譜。攜帶大和傳技術的刀工們在北陸紮根,一邊回應當地武家與寺社的需求,一邊世代傳承的過程,如實展示了日本刀技術如何隨著人的移動傳播至各地。
能登、加賀的刀劍有時被統稱為「能州刀」或「加州刀」等。然而這些稱呼並非如備前傳或相州傳那樣確立了體系化的技術定義,更多是作為產地、地域的稱謂。
能州刀的刀工們大多持有溯源於中央五箇傳之一的系譜,尤其是受大和傳和備前傳影響的作風傳播至北陸各地。個別刀工的技量與作風並不一致,在移住地能取得的鐵之品質、燃料種類,以及地區的需求結構下逐漸變容,這是地方刀劍史的一般規律。地方刀工多有製作的種類如下所列。
與中央名工所承接的豪華訂製作刀不同,地方刀工的工作是由地域社會的日常需求所支撐的。只能透過現存作刀追溯的那段軌跡,以不同於五箇傳史料的質感,映照出當時地域社會的面貌。
地方刀工集團維持生計的方式,大致可分為兩種。
其一是被大名家或有力家臣團以「御用鍛冶」、「御抱鍛冶」名義召用的形態。江戶時代的大名家有時為了自藩的武具調度與彰顯權威而供養一定數量的刀工,受聘的刀工可獲得俸米與宅邸用地。這雖能穩定職人的生活,卻也伴隨著作刀的內容與數量受藩之需求所束縛的一面。像擁有加賀、能登、越中廣大版圖的加賀藩這樣的大藩,被認為是御用鍛冶制度最能良好運作的環境之一。
其二是非御抱的在野刀工聚居於都市或街道沿線,作為同業者形成鬆散的座(同業者集團)的形態。座作為共享品質與價格標準、抑制外部新進入者的互助組織而發揮功能。然而近世刀工座的組織化程度因地區而有很大差異,對於越中、能登、加賀也難以一概而論。御用鍛冶的庇護與在野的座式結合這兩種形態,現實中以程度不同而並存,這樣理解較為自然。
談及越中、能登、加賀這北陸三國時,不可迴避的是以前田家為藩主的加賀藩之存在。在關原之戰(1600年)後仍獲安堵並擴大所領的前田家,作為僅次於德川家的最大外樣大名,形成了幾乎一體統治三國的「加賀百萬石」。
這片廣大藩領的統治,對刀劍文化而言具有兩層意義。第一,藩內武家需求在北陸三國全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障。第二,三國在行政區劃上合為一藩,使得跨越舊有國境的刀工往來與技術交流更易得到促進。攜帶技術從他國移來的刀工尋求前田家庇護而移居越中或能登的流動由此而生,這成為支撐北陸刀劍文化多樣性的原因之一。
關原之戰及其後的處置,大規模重組了全國的大名配置。德川家康的改易、減封、轉封廣泛波及以西國為中心的各地,各大名家所供養的刀工們也不得不受其影響。若庇護者主家遭到改易,御抱刀工便失去生計之源。若是轉封,則被迫面臨隨行新領國,或是留守原地尋找新庇護者的抉擇。這類刀工的移動有以下幾種類型。
像加賀藩那樣在關原之戰後擴大領國的藩,有接納來自他國刀工的餘地。反之,在遭到改易、減封的大名舊領國,流出刀工的空缺未得補充,作為刀劍產地的活動逐漸縮減的例子也不在少數。關原這一政治變動透過刀工的生活基礎決定了各地刀劍產地消長的視角,是思考日本刀生產史時的重要論點。
越中、能登、加賀的刀劍文化,與備前或相州這類五箇傳名產地相比,在體系性研究積累方面仍有許多有待發展的領域。然而,將從大和移至越中的刀工系譜、在加賀藩這一大藩旗下運作的御用鍛冶機制、關原之戰後大名配置變動引發的刀工移住這三個要素疊合來看,北陸刀劍文化與當時政治、經濟結構深度連動之事便浮現出來。
以名工、名刀之名留存於記錄者,不過是全部生產刀劍中的極少數。接近無名的地方刀工們支撐著地域武家的日常,向信仰之所奉納刀劍,有時將技術帶往他國——正是在那厚重的歷史積層中,才蘊藏著日本刀這一文化財的底蘊。TOUKENZA的線上目錄中,包含承繼這類地方刀工系譜的作刀在內,不論產地、時代,收錄了各式各樣的刀劍。若對地方刀工之作感興趣,歡迎瀏覽現正刊載中的刀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