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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3-1838 (Tenpō 4 to Tenpō 9)
全國(尤其是東北地方)
勢力
Starving peasants and townspeople
The Edo shogunate and various daimyo dom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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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保飢荒是從天保四年(1833年)至天保九年(1838年)期間襲擊日本全國的近世最大規模飢荒。寒冷化導致連年嚴重歉收,穀物生產急劇下降,特別是東北地方的水稻接近完全歉收的狀態持續。餓死人數增加、物價飆升、社會不安擴大等連鎖反應,動搖了江戸幕府的統治體制本身。這場飢荒不僅是自然災害,更象徵了日本社會走向幕末的結構性危機,是一樁重大事件。
天保四年(1833年),日本列島遭遇異常寒冷化。除了太陽活動低落外,遠處中美洲尼加拉瓜的科希瓜納火山於天保六年(1835年)1月發生大爆發,火山灰進入平流層,引發全球降溫效應。這場地球規模的氣象異變導致日本氣溫下降,北日本的冷害尤為深重。
從天保五年(1834年)至天保七年(1836年),年年都有冷夏和大雨襲來。水稻等穀物連年歉收,北陸至東北廣大地區的水稻持續絕收。連年凶作使農民的存糧耗盡,食物日漸短缺。
飢荒的災害以東北地方最為嚴重。青森、岩手、秋田等北東北地區災情壞滅,許多村落喪失三成至五成的人口。南東北(福島等地)災情也十分慘重,其他地區同樣受到飢荒波及。
飢荒不僅限於農村,最終也對都市造成巨大影響。穀物短缺導致食品價格暴漲。天保七年(1836年)至天保八年(1837年)間,江戸市場米價上升至平時的2至3倍。城市下層民——日薪工人、商人雜役、婦幼老弱無力購糧,許多人營養不良。
江戸町奉行所的記錄顯示,天保八年(1837年)冬季,江戸街頭每日發生150至200餘人的餓死。這數字並非遠方之事,而是將軍統治下的江戸城周邊都籠罩在飢荒與死亡的陰影中。町奉行所為緩解困局設置了21處救濟小屋,進行臨時糧食配給,但供應遠不足以滿足需求。
飢荒造成的失業與困窮轉化為社會不安。乘米價上漲投機獲利的商人、大商人囤積居奇引發民眾怨恨。同時,幕府應對遲緩、救濟不足的聲浪高漲,最終演變為直接反亂。
飢荒造成的社會混亂達到頂點時,天保八年(1837年)2月,曾任町奉行的大鹽平八郎發動了反亂。大鹽基於陽明學思想,標榜「拯救天下百姓」,糾合武士、浪人、百姓、町人組成混成軍襲擊大坂。大鹽之亂對幕府威信造成重創。曾任奉行職的人物背離幕府,本身就反映了對幕府統治體制本身的不信任。
大鹽之亂後,全國各地一揆相繼發生。天保七年(1836年),甲斐國全域爆發稱為天保騷動的大規模一揆。信州、上州等地的百姓也紛紛起義,焚毀囤積米糧的豪商宅第等破壞活動層出不窮。
這些一揆與暴動的共通點是:面臨飢荒生存危機的庶民,將矛頭指向富豪與幕府統治體制。以往的一揆多數要求減免賦稅,但天保飢荒期間,對社會體制本身的不信與反抗浮出檯面。
面對飢荒,幕府擢拔水野忠邦為老中首座,推進天保改革。此改革是繼松平定信的寬政改革之後的緊縮政策,內容包括禁止奢侈、強化統制經濟等。然而幕府採取的政策無法應對飢荒這類結構性危機。
實際上,幕府將地方飢荒對策推給各藩,缺乏中央政府統一的應對。加上幕府財政困難,難以展開大規模救濟事業。天保十一年(1840年),鴉片戰爭消息傳入日本,與外國開戰的可能性成為現實。幕府必須將財政投入軍事以應對外交危機,國內飢荒對策因此被進一步擱置。
天保飢荒標誌著18至19世紀交替時期,日本社會潛伏的結構矛盾開始顯現。江戸時代向以太平聞名,然而農村經濟困窘、城市貧民增加、幕府財政惡化等根本問題一直在積累。天保飢荒一舉將這些潛在危機表面化。
更重要的是,這場飢荒導致幕府在社會上的信譽大幅下滑。飢荒十數年後的嘉永六年(1853年),美國黑船艦隊在佩里率領下來航,要求開放。幕府忙於應對外國對立,對國內社會問題的因應更加困難。
從天保飢荒算起約30年後的慶應三年(1867年),幕府透過大政奉還宣告終焉。在這漫長的幕府體制衰退過程中,天保飢荒是象徵性的轉折點。飢荒所暴露的統治能力危機,最終在幕末動亂中走向決定性的崩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