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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久3年(1863年)
京都
勢力
新選組(幕府方)
尊王攘夷派、維新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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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久3年(1863年)2月,江戶幕府為了在將軍德川家茂上洛之前,把浪士組派往京都。這個由清河八郎發起組織的浪士集團,起初以護衛將軍為名,但清河的尊王攘夷意圖暴露後,幕府將組撤回江戶。然而近藤勇、土方歲三等人的試衛館派,以及芹澤鴨等人的水戶派等,主張為護衛將軍而留在京都,遂留於壬生村。這就是新選組的直接起源(發足時的成員據說為24名,但說法不一)。
同年3月12日,歸會津藩管轄,遂自稱壬生浪士組。其後改名為「新選組」,作為專司京都市中警備與取締尊攘派志士的實戰部隊而發揮作用。
新選組以峻嚴無比的「局中法度」維持紀律。禁止背離士道、脫局、擅自籌措金錢、私鬥、擅自處理訴訟等五條,據說違者會被命令切腹(五條的形式是由子母澤寬『新選組始末記』而廣為流傳者)。這既是志在純化武士道的做法,也是統制出身各異的浪人集團的實用手段。
局長·近藤勇為天然理心流的使用者,出身武藏國多摩的農民,卻終其一生都保有武士的矜持。副長·土方歲三是被畏稱為「鬼之副長」的嚴格組織管理者,也是法度的徹底執行者。一番組組長·沖田總司以天才劍士聞名,其「三段突刺」成為了傳說。
對新選組隊士而言,日本刀不僅是武器,更是武士之魂本身。以池田屋事件(1864年)為首的多次斬入中,隊士們確實持刀作戰,其技藝決定了生死。
與刀工的關係也很深,部分幹部佩帶名刀。作為近藤勇愛刀而聞名的「虎徹」(長曾禰興里),是以幕末實戰刀而聞名的名品。土方歲三常隨身攜帶「和泉守兼定」(會津十一代兼定),此刀至今仍現存於東京都日野市的土方歲三資料館,成為珍貴的史料。
幕末是火器正逐漸普及於戰場之中,日本刀仍發揮決定性作用的最後時代。佩里來航以後社會變動激化之中,新選組隊士們將全部心力投入劍術修行,為磨練刀之利與自身的武藝而奉獻了一生。他們的活動,豐富地記錄了日本刀並非僅是工藝品或象徵,而是作為實戰兵器發揮功能的最後歷史案例。
元治元年(1864年)6月5日(舊曆),新選組急襲了潛伏於京都三條木屋町旅籠「池田屋」的尊攘派志士。此「池田屋事件」使新選組之名響徹天下。志士方為長州·土佐·肥後等地的尊攘派二十餘名。新選組分為近藤隊、土方隊等在市中搜索,先行踏入池田屋的近藤隊,在土方隊隨後加入後,於屋內的白刃戰中斬殺、捕獲了多名志士。
據說此時沖田總司因舊疾(肺結核)發作而被迫中途離隊,但殘留的隊士們推翻了數量上的劣勢,成功制壓。池田屋的遭遇是純粹劍士之間的近身戰,刀的品質與劍術直接決定勝負,是罕見的案例,因此受到幕末史研究者與刀劍愛好者雙方的關注。
池田屋事件的次月,長州藩率藩兵逼近京都御所的「禁門之變」(元治元年7月)中,新選組亦與京都守護職的會津藩兵合作,參與御所防衛。此戰雖是伴隨砲擊的大規模武力衝突,但新選組的主力仍以白刃戰鬥員的身分發揮作用。
與會津藩的密切合作關係,一直延續到後來的鳥羽·伏見之戰(慶應4年,1868年),並且在戊辰戰爭中也擔任舊幕府軍的一翼。
慶應3年(1867年)的大政奉還,以及同年12月的王政復古大號令,使幕府體制崩潰,新選組也與舊幕府軍同命運。鳥羽·伏見之戰戰敗後,轉戰江戶、甲州、東北,近藤勇於明治元年(1868年)4月在流山投降,同年遭斬首。土方歲三轉戰至北海道·箱館(函館),於明治2年(1869年)5月戰死。
土方死後,新選組事實上消亡,但其存在作為幕末史的象徵,在明治以後仍被世代傳頌。在近代日本人追憶「武士道」「忠義」「劍之美學」的脈絡下,新選組是不可或缺的參照點。
新選組活躍的幕末時期,在日本刀歷史上構成一個劃時代的里程碑。江戶時代以來,刀作為武士象徵物(裝飾)的意涵日益增強,但新選組隊士們在每晚的巡察與急襲之中,仍將刀作為名副其實的實戰工具持續使用。
這種「使用之刀」的文化,與江戶期的「展示之刀」形成對照,彰顯了日本刀所具實用性與美術性的雙重性質,是重要的歷史見證。